身为马来西亚华族一份子的我们，常在学校及报章上听到与看见热心的社会和教育人士评论或呼吁各项关于本地华文教育的课题。也许你会觉得困惑，为什么我们的华文教育仍面临许多困难？为什么华社如此关注华文教育？如果你能仔细回想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教育界的先贤前辈们面对着荆棘满途的未来，仍然能 披荆斩棘 为华文教育开辟一条大道来，乃至现今，实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那么你就能了解，本地的华文教育能有今日的规模和地位并非理所当然或者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我们才要珍惜、关注及维护我们所拥有的，并继续以薪火相传的精神共同努力发展华文教育，开拓更美好的未来！

　在这里所收录的，是从“木马城”网站中的各类关于本地华文教育的评论文章及论文转载而来。在此 特别感谢 该站站长允许我这么做。希望各位校友同学们能从中了解到本地华文教育的起源、经过及它所面临的难题，还有教育界各先贤前辈的生平事迹等等。正所谓“ 饮水思源 ”，但愿各位在看完了之后，能站起来为华文教育贡献一份力量！

我国教育制度评析 许子根

本文经《木马城》站长允许刊登，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前言

众所周知，教育对于一个人的前途和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却又是深深地受到该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因素所影响的。

在研究和讨论教育制度及问题时，我们不能把教育制度孤立地看待而脱离了社会的现实。因为，教育问题根本很少是属于“纯教育”性质的，它多多少少一定牵涉到其他因素，我们必须了解及承认这个学实，才能够分析问题及有希望具体解决问题。

评析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也不能够在一篇简短的论文中全面地评析。这是因为所牵涉到的课题非常之多，其中有一部份在这两天的座谈会中已讨论过，诸如小学课程，师资，独中问题等。因此我只选择两个重要而且具争论性的课题来谈谈。

这两个课题是：(甲)多元语文与教学媒介；(乙)重组社会与教育机会。这两个课题在我国可是相当尖锐的课题，数十年来争论不休。我打算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包括从各民族的观点来看这两个课颠。这样相信就会比较客观一点。最后我想就教育，特别是华教的前景发表一些意见，希望能抛砖引玉，也请各位教育界前辈及同仁能多多指教。

我也想预先声明一下，我今天不是以一个政治工作者的身份来发言，而是以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身份，从一个比较学术的观点来与大家广泛地讨论我们一些所共同关心的教育课题。

(甲 )多元语文与教学媒介--单元与多元之争

(一)历史背景及政经因素

如果我们分析过去四十年来我国的教育发展史，包括所有重要的报告书，教育法令及措施和重要的事件，例如独大学件，独中复兴运动，三Ｍ制风波等等，我们会发现到有一个中心课题，贯穿着整个教育发展史，那就是：在一个多元民族，多元语文的国度中，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教育制度，才能一方面促进全民团结，另一方面又符合各民族的文化要求？

这个课题牵涉到教学媒介语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单元”与“多元”的争执。“单元”的概念就是用单一共同语文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教学媒介语。

“多元”即是多种源流的方式，不同源流用各自不同的语文作为教学媒介。前者以“统合学校”(Integrated School)或统一的国民教育制度为模式，后者以个别民族学校或多元的民族教育制度为依归。

这个课题牵涉到几个相当基本的矛盾。我想从几个不同的观点来分析这几个矛盾。

(二)不同源流学校的形成

首先我们从历史背景及政治因素方面来分析。在过去百余两百年来在本国定居的各族人民是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及文化根源的，同时在本国所经历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有不同。因此很自然地，这几个民族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概念态度也是不同的；于是，就产生了不同的教育制度。华族自设私垫和现代化学校制度，印族在园丘中有他们的淡米尔文学校。马来族有他们的传统宗教茅舍(Pondok)和后来演进出来的小学制度。英国人，特别是教会，在城市区也设立了不少的英文学校。

除了媒介语的不同之外，这四种学校源流在课程内容上也是有很大的歧异，塑造了四种不同的民族认同感和意识形态。例如华校到了五十年代中期才开始逐渐地改变其课程内容的中国观念(当时语文史地文学课本都是从中国入口的 )。这点史实我们不用去否认它，因为当时南来的华人仍是以华侨自居的。印族的学校亦是如此。

至于马来学校的先河是传统性的宗教学校；甚至在十九世纪在英国人协助下成立的小学，课程内容也完全是以马来社会与文化为中心。到了独立前夕，其内容根本没有包含马来亚已成为一个多元民族国家的事实。英校的内容却是完全英国化，难怪当时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特别是峇峇，大都称英国“祖家”。教育内容对一个人归属认同观念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三)英殖民政府教育策略

这四种源流其实是四个独立的制度，各不相干，除了英校中有各族学生外，其他三种源流的学生都差不多是清一色的，英殖民政府对教育上这种隔离情形并不感到十分担忧或兴趣。他们在二次大战前没有一个具体的教育政策。总的来讲，他们并不热衷于鼓励教育的发展(教会的努力除外)。可是如果某些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威胁到其政权的利益时，他们就会断然采取压制的行动。

例如，由于英殖民政府与马来苏丹之间有条约的义务，英殖民政府曾为马来学校提供经济上的协助。可是马来学校一直到五十年代初期还是局限于小学四年的教育，设备极差。在廿年代，一些马来教师及一两位同情马来社会的英籍教育官就曾要求改革及提高巫小程度至五年或更高的阶段。可是这种要求就被当局断然拒绝压制。当时呈到伦敦的教育报告书中就曾经明言：“只要当今的马来学校能使马来人成为更有效率的农民渔民，那就足够了，而我们(指殖民地政权)也就安全了。”很明显地，英殖民地政权所不愿见到的是，振兴和发展教育会提高马来人民的政治醒觉性，而起来造反，要求自治。

英殖民政府对华校在早期并没有太大的戒心，因此，虽然没有协助华校，但却任其发展。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华校当时向传统中国认同的内容只是加强了华社的“侨居”忘记形态，这种“向外”的民族认同感对英殖并没有太大的威胁。

可是五四运动的反殖反帝浪潮在一九一九年后即冲击到马来亚的华校。这改变了华校生对殖民主义的看法，也就威胁到殖民政权的稳定。于是献出现了一九二０年的学校注册法令。这项法令美其名是要有系统地协助学校(特别是华校)的发展，包括师资来源；但实质上是要控制华校，消除反帝反殖的“危险”因素和份子。在这法令下就有很多被认为“不受欢迎”的华校教员被解职并遣送回中国。

此法令虽然也强调华校课程内容应该向马来亚认同而不是向中国认同，但由一九二０年至一九四二年日本南侵之间，殖民政府当局并未采取任何积极的步骤把华校课程内容马来亚化；而华社本身当时也没有感到这个需要。由此可见，从殖民地政府的观点，认同的问题并不重要，他们所关注的是通过教育制度所灌输的思想是否威胁到其政权。

值得一提的是，与此同时，英殖民政府也未努力推广英文教育；它只获得有限度的发展。当时的主动力是教会，其主要目的在于传教。政府虽有从旁协助，但也是有限度的；同时是基于它的政经利益，要栽培一批效忠英国(祖家)的中低级公务员，在殖民政府与各族人民之间扮演沟通角色的中间人。英殖政府不要大力发展英校的理由，除了要节省经费之外，也是因为恐怕英文教育虽然一方面灌输殖民思想，但另一方面，却引进了当时在英国本土盛行的民主观念。英殖在印度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些新观念是“危险”的。

总而言之，殖民政府的教育策略一方面限制了各源流民族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各源流学校问的隔膜和各民族在意识形态上的歧异。

(四)各族民族主义的歧异

以上两个因素(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殖民政府策略)在各民族之间培育了不同内容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马来民族主义和华印族民族主义。这两股力量的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加尖锐化，直到今天还是在冲击着整个马来西亚社会，深深地影响各民族对教育的看法。因此我们有必要去客观地分析及了解这两股民族主义内容的歧异，才能设法进一步去寻求协调方案。

马来民族主义的萌芽时期是在廿年代初期。为提供马来小学师资而设的苏丹依里斯师范学院把半岛各州的年青知识份子(其实当时只是小学毕业而已)拉在一起。加上印尼民族主义也在较早时萌芽的影响下，该学院就成为马来民族主义的温床。

正如其他的民族主义一样，马来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独立自主”，但却含有非常强烈的“复国主义” “复国”就是“反英复马”，“马”即是马六甲苏丹皇朝的黄金时代。这种复国民族主义从华印族眼中看来可能会觉得难以了解和不敢茍同。但是如果比较客观地分析，其实是一种相当自然的历史现象，正如中国的汉族在经过将近三百年的满清统治期间的一般愿望(也是民族主义)是“反清复明”一样。更何况英殖统治是一种“非直接”统治 (Indirect Rule)，马来苏丹制还是被保存和在某种程度上受承认和尊重。因此，在马来民族脑海中，马来半岛的政体由马六甲皇朝至今仍是马来(苏丹)政体的延续，虽然在过去四百年受到殖民政府(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压制和侵蚀。

在马来民族主义者的眼光中，复国就是恢复以往的马来政体的一切，包括经济、文化、语文等各方面。在他们的观念之中，华印族是外来民族，要成为本国的一部份就必须接受这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语文”的概念。于是在教育方面的要求也就是单元的要求。很多温和中庸的马来领袖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语文和宗教的；可是这个观念在甚至他们之间还是普遍存在的，至少他们在现实的环境中必须面对这股在马来社会中还是主流的思想意识。这点华人社会必须要进一步了解 另一方面，华印族的民族主义内容却是由向中国和印度认同的民族主义，在第二次大战后逐渐地转变成为稍具有本地色彩的民族主义。不论什么形式，华印民族主义的基本要求在经过一番压制后也是“独立自主”。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不过由于这两族在本国没有一个过去的政体作为政治自主的楷模，这个要求在政治方面并没有“复国”的因素，只有“建国”的概念。因此，华印族是接受本国为国家，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以马来族为中心的政体形式，诸如苏丹制，马来族特权等等。可是华印放在文化语文方面的“独立自主”要求却就相当强烈了。这点很多马来人，尤其是民族主义者，都不甚了解。他们不了解为什么华印族不能全盘接受他们的复国民族主义，甚至把华印族对自身文化语文的要求及反对单元化的心里视为对他们复国主义的一种不敬或贬低。

于是这两种民族主义的要求，一个是复国的，单元的，另一个是建国的，多元的。就因为其内容的歧异而造成了两族之间对国家体制，文化发展，教育制度等主要课题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至今还未真正地解决，而只是通过政治力士的对比而加以折衷。

(五)政治力量的对比折衷

各民族之间政治力量在不同的时期内的对立和折衷，是影响教育政策倾向更动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一点可以从历年的教育报告书，法令和措施中有关媒介语问题的方针和处理方法看得相当清楚。

马来民族在一九四大至五０年期间反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的浪潮，向英政府施了很大的压力，也提出多项要求，其中一项就是改善马来教育。一九五一年的巴恩氏教育报告书就是这个政治压力的产品；它主张废除方言学校，建立一种国民学校，是单元主义的，是符合马来复国主义的要求的。由于华社强烈的反对，英殖又设立了方吴委员会，其报告书就肯定了多元制度，可以说是华社政治压力(至少舆论力量)的成果。

之后，以巴恩氏为代表性的单元论和以方吴为主的多元论就展开了一系列的拉锯战，最终是单元论占了上风。在一九五六年当争取独立过程需要各族的力量共同支持时，在教育方面各族领袖通过拉昔报告书达致了一个妥协，也就是在单元与多元之间采取比较中庸折衷的方案，其重点放在把课程内容划一及马来亚化。但由于这方案是折衷性的，其中也有一些矛盾及模糊之处，例如该报告书虽然肯定了多种媒介源流的制度，但也提出了达致以国语为媒介的“最后目标”。

接着下来，由于华人政治力量经过马华一九五九年大分裂后的削弱，就导致一九六０年拉曼达立报告书及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的出现，其中除了对考试媒介语的限制外，还有至今令华教人士忧心忡忡的廿一条(二)条文，授权教长在适当的时候把一间国民型小学改制为国民小学。在一九六九年五一三事件过后，华裔代表权又进一步的削弱；加上紧急法令下国会悬空，结果便出现了英小在当时教长拉曼耶谷举手之劳下被改制为国小。虽然华印小还继续存在为国民教育的一环，但整个教育制度就更加单元化了。

之后不时出现行政的偏差；最严重的莫过于一九八二年初发生的三Ｍ制风波，直接地威胁到华印小学以母语为教学媒介的原则，结果在华团及朝野各政党的压力之下，通过内部的协商，才把问题缓和下来，纠正了偏差。

这些史实很清楚地显示政治力量的对比支配者教育政策的方向和执行。总的来说，如果华巫两族领袖有需要彼此之间的支持时，或如果当权的马来领袖层需要华族政治力量来平衡局势时，政策的方向和执行就会比较中庸，没有那么单元化和强烈性。同时，要是华裔在政府内部的代表权是比较有力量和有积极的表现时，一些偏差的措施也就比较容易解决，对华教的生存和发展也比较有利。当然，社团及反对党在外的舆论压力也可以在争取方面扮演重要和具有建设性的角色。不过这内外力量必需要能协调配合。

(六)从社会科学观点看单元多元之争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单一源流与多种源流和巴恩的看法有点相似，因为巴恩也是一位社会学家。社会学家强调，在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里面，教育应该是团结的工具。所需要的教育制度应该是一个统合的制度。这种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也就是说，学校应该扮演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学校也是最适合的交流场所，通过一个共同的语言，大家才能促进了解。

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个理论。因为小孩子天真无邪，各族的小孩在一起成长，会增加彼此的了解。不过，我们必须分析，在现有的制度之下，是否行得通而且有效呢？另外一个问题是共同课程的问题。总的来说，共同课程和共同价值观的概念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样可以培养健康的马来西亚人意识。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的分析，统合学校虽然有不少积极的作用，可是在现时的环境下，以及在历史及社会的背景之下，我们也必须了解，要促进团结，这两个条件绝对是不足够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促进团结的条件。促进团结的先决条件是各民族必须互相尊重。我们要公平合理，我们要平等相处，不是有一个民族高高在上压制其他民族。如果我们把孩子送进统合学校，而那间学校是充满不公平，不合理的偏差现象，结果会适得其反。他们以前因为隔离不会打架，现在他们有机会打架了。我们知道有一间改制的英校，曾发生过打斗事件，一个马来学生在那边苦念，一个华人学生走过，碰他一下，对他说：“你不用念也可以进的啦，不用念啦！”结果两人便打起来。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有不公平的感觉，不合理的对待，固打制。这些是华族的感受。至于马来孩子方面，他们认为没有固打制的保护，他们就很不安全了。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把孩子统统放进统合学校，不一定会促成国民的团结。共同语文的推行是不能建立在压制其他语文的上面的。这一点是我们要注意的。不过我们马来同胞对这一点看得不太清楚，主要是因为复国民族主义在作怪。统合学校有它的局限性，就是在促进团结方面，不是唯一的条件，在目前阶段也不是最重要的条件。

另一种局限性是如何去迎合各民族对他们延续自己文化的要求。在统合学校是，如果要迎合所有民族的要求，要如何去做？可能有人建议划分制，但是在中学改制的时候，曾经保证华文节数会有三分之一，结果却只有三、五节而已。这已经牵涉到第三个问题，主要是过去三十年来，政府使华族失去信心。甚至在母语班方面，都不能给予公平对待，怎能希望三分之一还能保证实行呢？这是华族的疑虑。

在这情况之下，去谈统合学校，我想很多华族，特别是受华文教育的人都不能接受，也无意去接受，根本不能谈。如果说华族是情绪化，却是有它的根据的。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认为统合学校中的一种语文环境是可以促进团结，是局部的看法，而不是全面的分析。如果把学校当作理想的场所，与社会其他现象。如经济不平等，施政偏差等现象，不联系起来，就不是全面社会学分析根据。

(七)从教学原理看媒介语问题

从教学原理来看媒介语问题，就比较单纯，也比较实际，所有教育学家都承认母语教育的优越性。这是不需要辩论的，也是不可以被否定的。从这观点来看，如果孩子从讲母语的家庭到学校受教育，用母语作媒介语是最实际、最有效的。有人批评家长是现实的。事实上，我认为家长其实并不够现实；因为家长通常都有望子成龙的心理，都要求孩子学习三种语文。可是他们只看到成功的例子，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是否有能力应付，所以“望子成龙”成为“迫子成虫”。这反而变成很不现实的。

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英语的势力还很大，这是因为我们经过英殖民地统治一百多年；同时英美经济力量在世界经济中占着主导地位，而且科技发达。英语有它的经济价值及学术价值。在这情况下，华族就有很多要求，首先我们要母语。马来语是官方语言，也很重要，没有英文也不可以，结果是三种语文都要。三种语文都落空。这也是我们时常所讲的：“家长很现实”。因此，语文的经济价值也影响到媒介语选择的问题。独中的一些争论也涉及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不好像鸵鸟一样。

从教学的原理的观念来讲，三种语言都要，三种语言都搞不好，结果连一封信用三种语文写都不像样。我认为这是可悲的。

所以在考虑媒介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主次之分。主是母语，次是其他语文。一个人要学习三两种语言是可以的，但是要看学生的环境、背景、天资，也要看怎样学及什么时候学。从三岁到七岁，如果用单元语言，就是他的母语，不过可以旱一点给他学第二种语言，甚至第三种语文。

其实，我们对三Ｍ制，在三年级才教英文的问题，有时很矛盾。如果由教学原理的观点看，从一年级开始，教三种语文，就要害死八十巴仙以上的孩子。可是很多父母望子成龙，认为华小没有英文是不可以的。可是你又不能根据这点跟人争取英文，说我们华人不念华小是因为没有英文。那他会反问，你要华校是为了英文，那你就不是真正为了母语了。所以我们自己必须在理论上站得住脚，不要给别人捉着打。

不过，我们在这里也不要否定其他新教学法的潜能，对教学有研究的人应该在这方面下点苦功，研究在我们的情况中，要如何有效地教第二语文及第三语文。我认为第二语文应该是国语，第三才是外语，而且外语并不一定是英语。如果是向东学习的话，外语便是日语、韩语，不是英语。所以第三语文所学习的是可以比较灵活地处理的。

同时，我们应该了解到，那些考到前面十名以内，可以进入大学的学生，不论大学的媒介语是什么，只要他们在中学稍有基础，他们也能够念得上。当然第一年可能比较辛苦吧了。我们只有超过百分之五的人出国，我们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现实。所以在媒介语要有主次之分，但我们可以要求多念几样语文，不能要求每一种语文都要念到很高的程度，高到可以念那个语文的古典文学。例如我本身在美国大学一年级的时侯，就曾选修了一科英国文学，念十二本莎士比亚剧本，念到死去活来，也只拿到一个Ｃ。可是对于其他科目，尤其是理科，用英文学就没有问题，因此，我们对学生，对子女的要求应该更实际。

(乙)重组社会与教育机会

(一)金字塔型的社会与教育制度

这个问题与上述问题也有关系，首先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的产生，不只在马来西亚，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主要是我们的经济制度是金字塔型，上面的人很少，下面的人很多，下面的人都要爬到上面去。教育制度也是金字塔型的，因此，变成竞争很厉害，考试至上，文凭挂帅，产生不良后果。这些不良的后果，你我都知道。不过为了子女的“前途”，大家还是照做。现在的小学一年级都有恶性补习，这是很可悲的。使我们联想到鲁迅的一句话：“教教孩子。

”不过，我们一下子也不能改变这金字塔型的社会制度。

在马来西亚，由于金字搭的社会现象及多元种族的背景，以及过去历史上一些教育、经济的不平衡，就导致重组社会的压力。这就是新经济政策，也是固打制产生的原因。当然，从华族的眼光看，是不公平的。可是，你从马来人的观点来看，又不同了。尤其是六十年代的时期，假定你当时是一个从甘榜到吉隆坡的马来青年，东看西看，看到汽车洋楼大多数是华人的，再加上政客的煽动，你难免会感到不满，也一定会支持重组社会的概念，或更偏激的行动。因此，我们必须从历史背景来了解，这种政策是有它的社会经济根据。当然，我们不是必须全面接受它的偏差，但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才会晓得如何正确地对待及处理这个问题。

(二)种族固打制的施行

重组社会的压力，在高等教育的体现，就是录取学生的种族固打制。这种特别对待的方法，在六十年代已经存在，当时是以录取分数高低来分别，马来人的入学分数比其他人来得低，但未固定人数。一九六九年以后，固打制便成为一种规定，并变本加厉，到一九七七／七八年度达最高峰。当年的大学录取新生的人数，对他族是最不公平的一年。统计资科显示，将近75%新生是土著，非土著只有25%，这也是独大呈最高元首请愿书的主要论点之一。因为独大问题在七七、七八年闹得很热烈，在七九年以后，政府内部成员党才达臻一个方案，大学招生的比率，每年增加非土著2%，直到土著55%，非土著45%的比率为止。这也是陆庭谕老师所说的，独大燃烧自己，照亮他人。

独大的浪潮受到政治因素的阻挠，不过华族学生多少从中受益。所以到了一九八二／八三年，大学土著新生降至58．4%，非土著41．6%，比较公平些了。至于各族的录取率，我从国会得到的资料，是土著34．4%，华族28．8%，印族34%，其他8．6%。(参阅下表)不过我对这数字有点疑问，为什么华族的申请数目低？是不是华族学生认为没有希望而不申请，还是华族的申请不合格者未列入数字之内，而土著的申请不合格者则算在内，对这数字，我还要进一步调查。　

我个人有一个经验，井不是什么秘密。一九八０年，我在理大当副院长，来吉隆坡参加开会，参与录取学生的过程。他们有两份名单，一份是土著的，一份是非土著的，在每一份名单里，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编号，来说明那个学生在全国排名第几。那份全国排名是各民族学生都照排在一起。在文科方面，华巫族差别不大，在理科方面，却差别很大。排在前面的几乎都是华族，中间可能掺杂一两个锡克人，印度族也排在很后面。在士著名单中，第一个土著排名是第三百多名，第二个是第六百多名，第三个七百多名，第四、五个已经是一千多名了。

这差距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很多优秀的土著在Form 5，就被派出国，要是他们留下来，情况就不会那么恶劣，不过还是有差距。印度族是夹在中间的。一九八０年以后，印度族也有七至八巴仙的固定固打。如果没有固打制，很多印度族学生也进不到理科，因此，印度族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不满。

(三)种族固打制的效果

高等学府中实施的种族固打制的效果，又如何呢？首先从数字来看，是相当成功的。过去十几年来，土著学生及专业人士增加的人数非常显著，单单绘测师方面，从七一年至八二年，增加了五倍，会计师六倍，工程师三十五倍，医生六倍。不过在八二年，土著的专业人士还是只占百分比之廿巴仙左右，还没有达到他们种族的成份。这主要是在六十年代，他们的专业人士很少，所以增加了几十倍，数目还是不多。

另外一个因素是改变重组的效果是很慢的，因为有些还在大学里面，七七至七八年固打制的效果，现在还没看到。再过几年，就成三十至四十巴仙，是会很快的，所以我认为这种固打制到新经济政策结束后，，就不应存在。因为照固打制这原动力继续下去，以后会造成对非土著不平衡的后果。那时候会不会有特别照顾非土著的政策出现呢？

我要再花点时间分析的是，固打制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当然从华族的观点来看，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继续不断地施行下去，固打制对土著学生本身也有一些不良的后果。

我在理大时，发现到土著对固打制有多种不同的反应；因为有些土著学生和我的感情很好，时常来找我深谈，所以我也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有一部份依赖性比较强，他们想反正不必太用功念书也可以进大学。我们可以很诚垦地说，这种依赖性的心理，长远来说，对于马来民族是不好的。一个民族若有依赖性的心理，便不能自力更生，变成没有斗志，站在友族的立场，我们应该跟他们说，这样下去对他们非常不利，我在理大的课堂上也是这样公开地讲，没有什么可以讳言的。

另外一些学生，便是精神压力很重。他们知道自己是本固打制进来的，是一个Ｄ，一个Ｅ，两个Ｆ；看到华人学生成绩是ＡＡＢＢ，无论如何，都很难跟华人子弟拼。因此，那些比较负责任的学生，便整天躲在图书馆念书，由于以前的基础不好，念得非常辛苦，是很可怜的。有个学生念三年级了，来找我诉苦，说他念得叫苦连天。他跟我说，他最大的错误，便是考初级文凭时理科的成绩好一点点而已，结果就被迫上“梁山”，分派进理科。他在高二时要求转去文科，却不被批准，高三时要求转科也不被批准；到了先修班，要求转文科又不被批准，他大一时也要求转系，直到他大三时还是想放弃理科。这个学生是有点艺术天才，他比较喜欢写诗及绘画。他要念理科当然还是可以勉强念下去的。他是丁加奴来的，是他村落中有史以来第一个念大学的，因此，他觉得不能失败，压力很大！

老实说，如果我们真正了解马来学生的心理，就会发觉到他们之中有些是固打制的牺牲品。

还有另外一些马来学生，更是自暴自弃，功课不管算了，他们跑去踢足球，跳的士高，学习态度非常消极。另外一些功课跟不上的，种族主义便强盛起来。如果碰上一个华人讲师，所有华人学生都及格，偏偏他不及格，他便“种族主义”起来，认为是那个华人讲师种族主义，就告状到大学当局，使华人讲师蒙受当局的指责，而感到心灰意冷。因此，从教育的理论来讨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用种族的区分肯定会产生种族主义，这是无庸置疑的。

(四)如何处理民族间教育不平衡的问题

在一个国家内，各民族之间，教育和经济的不平衡并不是马来西亚的特色；在很多国家，面对同样的问题，都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总的来说，在民主人权的制度之下，扶助落后的社群肯定是不会引起争论的。

如何去处理民族间教育不平衡的问题呢？一般上大部份的国家都会基于三个根据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１）纠正过去的亏待压迫。（２）消除经济和教育领域中的种族区分。（３）历史传统地位的“特权”。

第一个根据是这个民族或社区，过去受到压迫，或者是不合理的对待，因此有必要特别地对待及协助。就好像美国的黑人，曾经是美国的奴隶，美国的历史及社会对他们很不公平，因此奴隶解放之后，尤其是到了六十年代，才有特别给黑人协助；甚至有很多美国大学保留给黑人特别的固打制，大概是10%到20%左右。

第二个根据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为了国家的团结，在经济及教育的领域里面，不应该有种族区别之分。这点在理论上，很多人是可以同意的。

第三个根据按照那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及地位，特别给他特权。美国也基于这个理由，给予红印地安人特别的庇护，很多州都设有红印地安保留地。或者是在锡兰，占70%以上信奉佛教的锡兰人也有特权，因为他们自认是锡兰的建国先民。后来淡米尔人虽然在一千多年后南移，钧兰人始终当他们是外来移民，不是士着。

以上这三种根据在马夫西亚都被使用过。当然第三种根据是比较牵强一点，至于第一、第二种的说法，我想大家都可以同意。

按上述三种根据以纠正民族间教育不平衡的方法各有不同。第一种是相当硬性的种族固打制；第二种是使用不同的入学标准；第三种是不规定什么分数，只考虑非学术因素，例如学生的家庭经济背景、兴趣及课外活动，由一个委员会来取舍。例如一个白人和黑人，黑人的成绩虽然比不上白人，可是黑人的成绩从中学开始便一直有进步，我们认为他有潜力，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或者他有特别的兴趣，也可以考虑。或者他有领袖的天才。

很多国家的医学院，不是收那些四个Ａ的学生，而是考虑他的课外活动、人际关系等等。新加坡就是一个例子，最好的学生不可以念医科，使到很多人很失望。因为新加坡当局认为成绩最好，不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医生，而且可能是书呆子一个，是坏透的医生。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除了有种族的固打制以外，还有一个是传统的，非学术性的条件，那就是，校友的孩子优先。例如哈佛大学有一半的新生是校友的儿女或孙子或侄儿。他们主要考虑的是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基于优生学，父亲能够进入大学，孩子当然不会太差。第二个因素是私立大学要靠这些校友捐钱，因为他们很多在社会上都是有地位有名望的人。第四种纠正民族间教育不平衡的比较长远较实际的方法，就是真正提高落后社群的文化水平。通过小学教育甚至学前或家庭教育，来提高落后社群的教育文化水平。这种方法是比较受到各民族所接受的，不过在政治上来讲，这种效果非常缓慢，而且不讨好选民，所以要快的话，就是不顾一切采用固打制，以数目字取胜。刚才分析过了，靠这种制度上去的学生非常辛苦，当然我不是说这样便一无可取，因为还是有一些人能够适应。不过，这一代通过固打制得一个良好的教育机会及职位，那么他的孩子便不同了。我亲眼就看到我一些马来同僚的孩子，小小五六岁便聪明得不得了。甚至在一九七八年全英联邦科学比赛，拿到第一名的是一名马来学生。所以我们不应该看轻马来学生，我们不能说他们的遗传不好。如果这样，反会带来不好的反作用。他们会说，我是因为我们遗传不好，所以我们才要承认享受特权。因此，我们的理论必须是科学的，站得住脚的，对各民族公平的理论。

长远的方法也包括一些特别的学校，例如玛拉(MARA)，特别为马来人而设的，而不影响到其他民族的总数，在那种环境之下，他们的学习效能可能会提高，因为他们是在彼此竞争，不会遇上刚才我讲的那些压力。

在一些政府部门，从玛拉出来的学生都会比大学出来的好。玛拉的学生比较有进取心，而大学的马来民族因为是固打制的，心理上巳打了一个折扣。这种特别学校比较不好的是会造成种族隔离。同样如果做得太过份的话，也会引起其他民族的不满。不过，政府在这十年来有很多实验，在这些特别学校拉进一些非土著的学生，发现不对劲以后又拉出来，这样反反复复，整个过程相当复杂。

协助的方法有很多种。不过如果我们回去那三个基本理论，就牵涉到几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即是，我们不是不要协助，而是协助的是否公平。是不是对各方面都能够讲得过去？第二，被协助的对象是否会真正的受益。第三，这些协助，是不是有期限，或者是无期限的。如果是根据以上三个理论的首两个论点，纠正过去的亏待压迫以及消除经济教育的种族区分，那么，这些协助应该是有期限的，但是如果是基于历史传统地位的“特权”，可能就是无限期了。在马来西亚，这三个理论，都曾经被派上用场。同时，在一般的马来领袖学者的精神状态中，对于以上三个理论，也有不同的重点。因此，你要了解他们的理论基础，到底会不会影响到这些协助的有限期或无限期。

如果这些协助是无限期，当然对其他民族是不公平的。同时，即使协助是有限期也是会产生自己的原动力，一种欲罢不能的要求。为什么我哥哥有我没有？为什么上一代可以有协助，我们这一代没有协助？这样便产生政治上要求继续固打制或协助的压力。

(丙)能不能开拓新境界？

谈到这里，我作个简单的总结，以符合今天的主题“为华人社会开拓新境界”。我想，在座各位，以及我们华社，大家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寸土必争，这个工作需要很多人的合作，而且我们要积极和乐观。不过回过头来看，我们必须了解，要为教育开拓新境界，不能脱离政治及经济。也就是说，假如在政治和经济的新境界上都看不到什么影子，在教育上更看不到什么新境界了，顶多只是维持现状。

(一)外在的因素

因此，能不能开拓新境界，必须看围绕在华社周围的外因以及华社本身内在因素。在外因方面，首先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局势，是不是会摆脱种族主义？是不是会变得比较开放？是不是会通过宗教来开放呢？这很难讲。或者是通过现代化所产生的原动力来改变呢？又重要的是，当我们看到马来人社会在变动时，第一，我们能不能了解？第二，我们是不是能够去影响他们，使他们朝向一个比较健康开明的方向，而不是让他们走向一个狭窄，不健康极端的死胡同。你说我们不能做什么吗？我不相信。我们有35%的人口，加上10%的印度人，再加上其他少数的民族，难道我们不能扮演角色吗？我不相信。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国的政治局势至少在短期间必须稳定。如果局势不够稳定，改变太快，而华人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我担心我们会吃大亏。所以，政治稳定在短期甚至是中期都非常重要。因为有了政治稳定，我们才能够至少保留一下，而且还有相当的自由发表我们的言论，发挥我们的影响力，而不是一窝蜂的被禁掉。如果连这些短期的权益都维持不了，我们根本便不用谈什么长期的目标了。当然短期的稳定可能也是一个败笔，即是维持现状，很可能会有被蚕食的现象，一点一滴地被侵蚀下去，同时，我们会有一种偏安的心理，以为什么事都不必做了。

第二是我国的经济情况。经济是与我国政治息息相关的，经济稳定，我国华人至少在扩大的经济蛋糕中分享应有的权益，同时也有能力继续扩建华小和维护独中。独中一年的开销要两千五百万，如果经济不景气，每个人都拿不出钱，我想我们的华小独中都会垮的。因此，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不过，我并没有说，经济的不景气就完全不会为我们带来新境界。在经济不景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我们预料不到的新局面。最近的例子是因为经济不景气，政府非常关注外汇的问题。资金外流的最大一项，便是学生出国留学。虽然政府的统计显示海外留学生有五、六万人，不过我们的估计有七万人。如果每人每年花两万元，那么总数便是十四亿元。有些地方像美国、英国还不止两万元。十四亿元等于我国锡的总出口额。这些钱全部都是送到外国去。当然我们不能叫政府大大减少或禁止学生出国。我们是告诉政府，如果不准许他们出国，这是一颗非常可怕的炸弹，是难于控制的。如果禁绝这些年轻有为的学生出国，你想他们在国内会做出什么？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担心这点的。当然，这些学生需要给他们深造。不过我们有些建议，这个建议呈上去已经两年多了，有没有成果，我不敢讲。在座的有些人可能会知道。等我们有了成果，我们会公布。主要的论点是，一般大学是三年或四年，我们可以不可以让这些学生先留在国内念第一二年的课程，再到外国大学去修完第三第四年。我们可以通过私人机构跟政府合作，或跟外国大学合作，由这里安排外国的教授来，我国的讲师当助教。这样，不但可以把外汇省掉一半，还可以制造很多就业的机会，包括扫地的阿嫂。所以政府最近一直在讲与外国大专共同设立姐妹大学等等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些是我们两年来跟教育部长及首相都谈过的。我们没有从种族的利益来谈，我们是讲整个国家的利益、外汇问题等等。甚至政府公费生也可以通过这种安排深造替政府省钱。所以，有时候在困境之中也会开拓新境界。

另外一个外因是其他民族的发展及改变，好像马来族一直在现代化，很多人成为专业人士。他们这些人对于固打制又会有什么看法？他们其中大部份可能就是固打制的受惠者。不过，也有一些，他们如果没有固打制，也照样可以进大学，甚至到外国拿博士。这些人可能认为固打制对他们是一种侮辱。这种思潮是否能够扩大？他们这些人是不是要种族区分？

(二)内在的因素

至于华人社会内部的因素，我认为，第一，是我们观点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成为鸵鸟？我们要把眼界放得远大，同时要了解其他民族，我们有没有去做一些努力？好像我刚才所讲的一些亲身例子，我们了解吗？我们有没有做到知彼知己？

此外，在观念方面，我们必须改变一下，从华人或马来人这种单元的看法，扩大到更广阔的马来西亚人的看法。我这么讲，可能有一些人会认为我是有政党背景。我是有我的理论基础，不是盲从一个政党。如果我们把单元的观点改变成多元的观点，不是符合我们社会的现象吗？同时也符合我们华社的利益。很简单，我们常喊华人权益时，便犯上了很大的语病。人家会告诉你，你的华人权益就是那么一点而已。如果你坚持华人权益很大时，他就要跟你比拳头了。你会马上静下来的。如果我们强调是争马来西亚人的权益的话，你有什么权益，我就要求跟你享有一样的权益。这个理论的基础是比单元种族观点更能够说服其他人士的。

其实，我们很多问题也是马来民族所遭遇的问题。我们说，我们三种语文的负担很重。马来民族其实也有三种语文的负担。每一个小孩子从一年级开始便要念可兰经，学阿拉伯文。阿拉伯文虽然跟爪夷文有点接近，到底还跟罗马化的马来文有差别。因此，我们同时都面对着三种语文的负担。最好我们想个好办法，大家来解决某些问题，不讲种族。而是说，这个国家里，彼此都要面对多种语文的需要。有一种语文是跟民族的文化宗教有关系的，有一种语文是跟国家机器及国家团结的共同语有关的。有一种语文是跟外语，及跟求知识有关系的。这样一来，我们不是变得平等了吗？如果我们一直在钻单元观点的死胡同，我们是看不到这一点，看不到的东西，是不会争取到的

另外一个问题，我刚才也提到，是关于学生程度的问题。马来民族的程度，在理科方面比较落后，从多元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有义务去帮忙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如能解决，对我们真正也有好处。要是马来民族有一天还是觉得他们是很落后的，没有机会的，不安全的，还有自卑感，我认为这不是多元种族公平合理社会的好基础。基于这一点，我们也有义务，我们也有责任。正如同我们要求他们的领袖们也有义务来了解我们的感受和要求。因此，要开拓新境界，我认为我们的观念要开放，同时要求所有的马来西亚人都开放，我们才能解决问题。要不然，我们一直在兜圈子。我们在讲华人权益时，我们只在华人社会里面讲，只是在华人社会里面做英雄，根本没有真正把华人的心声传给他们知道，也从来没有把一个好的概念真正地让别人研究。我认为，这是开拓新境界所应该做的尝试。

在参与方面，其实很简单，我们应该从被动改为主动。华人社会在过去三十年来一直是处于被动。一个法令下来，哗然震惊。我不是说呐喊不对，我们应该呐喊，该呐喊的时刻就呐喊。但是如果我们一代一代子子孙孙都在呐喊，我们的呐喊是很可悲的呐喊。所以我们必须从被动到主动。有些事情看到要发生还没发生时，我们应该阻止。我们是不是能够通过与其他民族及领袖阻止他们通过我们不喜欢看到通过的条文？我不相信我们不能够，我们有很多专业人士，也有很多自认是天生的领袖；也许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天生的领袖，所以我们才不能合作。其实以一个人对一个人，我们肯定是不会输给其他民族的。不过，如果是十个对十个，我们一定是输的，自已打到乱。所以我们的参与很重要，而且必须是从被动到主动。我这样讲，不是单纯从种族的观念，从被动到主动，主动去争夺。我指的是主动去教育他们，去打动他们。我认为这与个人责任有关。在这里，我要提供简单的十二个字给大家参考研究：“以理服之，从情感之，以力制之。”

以理服之是用摆事实是讲道理的方法来说服他。从情感之是用感情来感动他。我举一个可能不是很好的本身经验。我在理大时对该校学生是尽量一视同仁的，谁有问题我就尽力协助，同时我也尽量关心同学的情况。由于马来学生面对的学业上的问题一般上比较严重，我就多花些心血协助他们。因此很多马来学生跟我的感情很好，时常来向我吐心声。那时我在课堂上分析批评语文问题，固打制问题时，他们的反应都不错。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我是华文学会的顾问，是大力支持华人文化的，他们也接受我这种立场。这大概是因为他们相信我对他们是真正具有诚意，是关心他们的利益，而没有看轻他们或要损害他们。

我的意思是说，一些政策对我们华族不公平，我们当然要表示反对及尽力争取。可是，我们却要在我们自己小小的自身范围内，尽是显示给他们看，虽然政策对我们不公平，但我们对他们却是公平的，有如我在学生当中是一视同仁的，有教无类。这个就是以情感之。我们要是每个人都这个方向去做，那么加加乘乘起的效果会很大。

最后四个字是“以力制之”。我们也要有一些力量。单单以理服之，以情感之还不够。在现实的社会中，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力量来牵制，例如在投票方面

。我们这个多元民族的国家，我们需要所有的种族才能够建设这个国家，不然的话，可能会同归于尽了。这个便是我们的力量。这个力量不一定是建立在单元的种族，我们可以通过与其他开明民族及领袖一起来，这便是力量的牵制。

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来面对问题。也要乐观和积极，因为路是人走出来的！

( 编者按：本文是根据许子根博士一九八五．三．十七在《为华社开拓新境界》教育课题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的。

许子根博士原为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教育系副主任一九八二年基于“三结合”加入执政党(民政党)并参加四月大选，结果中选为槟城丹绒区国会议员。 )

马来西亚教育概况

本文经《木马城》站长允许刊登，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壹、学前教育

马来西亚的学前教育现阶段仍属于非正规教育，不过教育部考虑修改教育法令，以把学前教育纳入国家正规教育体系。

马来西亚学前教育通过幼儿园进行，幼儿园是教育机构，也带有福利性质。它采用保育与教育相结合方法，既为培养下一代打基础，也帮助为人父母负起教育孩子的责任。

马来西亚的幼儿园有官办和私营二种行式。官办幼儿园分两类：一类是由教育部选定的小学（多数分布于乡间）附办的幼儿园。这是教育部于 1992 年才开办的。 目前国内附设办幼儿园的小学计有 1,044 间，其中 90 间是华文小学。另一种为政府法定机构办理的幼儿园。至于私营方面，多由华文小学董事会、社会团体、宗教团体或个人所办。这类幼儿园约有 1,600 间。

马来西亚学前教育形式多样化，教学多源流，一般私营幼儿园都应家长要求，提供马来文、华文、英文教学媒介的课程，但遵照马来西亚教育部颁布的统一课程指南，通过玩游戏、讲故事等方式对孩子进行语言、计算、活动及独立生活技能、文明卫生习惯等教育，以落实学前教育目标：

‘启发儿童的发展潜能、智力和创造力，培养优良道德价值观和健康思想。'

马来西亚学前教育现阶段仍未普及化， 根据统计资料， 国内 50 万介于 5至6岁的儿童只有47%享有学前教育。在第六个马来西亚五年计划（Rancangan Malaysia Ke-enam: 1991-1995 ）当局将分三个阶段来推行学前教育计划。第一及第二阶段是在没有这类教育设施的地区推行，包括在小学附设幼儿园；第三阶段则在已拥有幼儿园的地区推行。政府期望在私人界的配合下，到了1995 年， 所有适龄儿童都有机会接受至少一年的启蒙教育。为确保普及计划的成功，政府将为所有官办和私营幼儿园提供师资训练课程。同时，第六个马来西亚五年计划也拨款一亿四千万元马币，以资发展学前教育，

贰、初等教育（小学教育）

马来西亚政府分别于 1962 年与 1966 年在马来西亚半岛和东马来西亚推行普及（义务）小学教育的政策。 这项政策规定，凡年满 7 岁的适龄儿童都必须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目前适龄儿童入学率高达 99.85% （ 1993 年数据），在籍小学生计有 2,603,129 人（ 1993 年数据）。

马来西亚小学现行的学制为六年制，小学新课程（ KBSR ）于 1982 年开始实行以取代旧有的制度。目前各级都是自动升班。课程以普通教育为主，主要是培养学生具有初步的阅读、计算和写作能力（简称三Ｍ），同时具有初级自然、人文、社会知识并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一般小学课程设有语文（马来文、英文、华文 [ 华文小学 ] 、淡米尔文 [ 淡米尔文小学 ] ）、数学、人文与环境、体育、音乐、美术、道德教育等科目。小学生修毕六年课程后，须参加一项‘小学检定考试'（简称 UPSR ）以评鉴读、写、算能力。

各源流小学可分为：

①国民小学；

②国民型华文小学；

③国民型淡米尔文小学；

④私立小学＼侨校。

以上前三种源流小学都采纳教育部颁布的统一课程纲要，但按不同教学媒介进行。私立小学除了依据政府小学的课程外，更强调英语及学生的个人教育，有的还提供额外的新加坡英语校外课程。近年来，由于台资的不断涌进，侨校的成立形成另一种趋势，它的教育方针是根据台湾本身的教育课程纲要以便这些学生将来回到自己的国家时也能适应既有的教育环境。

一、国民小学

全面采用马来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国小学生大部份为马来族，非马来族仅占 15% 。 如果有超过 15 名非马来族学生加长要求，国小允许另设华文和淡米尔文母语班。

马来西亚独立后，在政府全力的扶持和推展下，国民小学发展迅速，学校间数由 1957 年的 2,180 间发展到 1990 年的 4,494 间，在籍学生人数由 1957年的 428,368 人增加到 1993 年的 1,916,066 人。目前国小享有政府的全面津贴，一切发展经费和经常费均由国家拨款资助。

二、国民型华文小学

国民型华文小学指的是以华族母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学校，为配合国家教育政策及环境需求，马来文和英文也被列入华小课程的必修科。

目前马来西亚共有 1,296 间华小。在籍学生约 60 万人，其中非华族占 21,000 人。 基于历史渊源，绝大部份华小为华社创办。这类学校维持传统的董事会（家教协会）组织，校地主权也归董事会所有。不像一般的国小，全部经费都由政府完全资助，有些华小，政府只拨行政费，至于学校发展费就待董事会向华社筹措。 类似这种半津贴的学校全国有 851 间，至于学校地主权属政府所拥有的则为全津贴的华小，目前共有 432 间。

马来西亚目前现有的 1,296 间华小， 绝大部份是在 1957 年国家独立前由华社出钱出力创办。 至于兴建的华小共有 149 间，仅占自独立以来兴建各源流小学总额的 6% 。

长期以来，华小面对的主要难题除了经济发展受局限，最缺乏的是合格师资。另外最令华社担虑的是华小可能将失去其本质。这是因为现行 1961 年〈教育法令第 21(2) 〉条款授权教育部长： ‘有权在他任为适当的时候可将国民型小学改为国民小学'。

尽管面对种种客观的恶劣环境，马来西亚华社仍抱着维护和发扬母语教育的精神，继续为华教的发展而努力奋斗！

三、国民型淡米尔文小学

国民型淡米尔文小学，以淡米尔文为媒介语，其面对的问题和华小差不多。目前国内有 544 间淡米尔文小学， 多分布于郊区园丘。学生以印度族为主，人数是 104,779 名。

参、中等教育

马来西亚中等教育体系分为两种类型中学：一是公立中学，一是私立中学（即独立中学）。

一、官办国民中学

按其学习阶段，可分为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两种。

A.初中教育

马来西亚政府于1965年经已废除由小学升上中学的会考制，并于1993年全面施行中学普及教育制度，即学生无须经过考试鉴定而可自动升级直至完成高中教育。

为贯彻统一国民教育路线，马来西亚政府于 1961 年颁布了新的〈 1961 年教育法令〉，把华文中学和国民型英文中学改制为国民中学，不愿接受改制的中学则放弃政府的教育津贴而成为私立学校，政府前后分了几个阶段把教学媒介语由华文或英文改为马来文。目前国民中学经已全面采取马来文为教学媒介语。

由国民型华文小学和国民型淡米尔文小学升上中学的学生都必须修读一年的预备班，以便能掌握马来文并适应马来文为媒介语的课程。

国民中学综合课程按照教育部颁布的‘中学新课程纲要'（ KBSM ）教学，修习的课程：必须科目有马来文、英文、数学、科学、历史、地理、生活技能科、道德教育、回教教义体育和健康教育、美术、华文和淡米尔文为选修科。在至少 15 名学生家长要求下，学校将另设母语班。

国民中学初中学生修毕四年课程后都规定参加一项初中评鉴考试（简称 PMR）。此项考试主要评鉴学生的资质和技能，考生除了笔试之外，一些科目，如生活技能、历史、地理的日常作业也会给予分数。 PMR 的成绩将作为升读高中的分流标准。

B.高中教育

从 1993 ／ 94 学年起， 凡参加过初中评鉴考试（ PMR ）的初中毕业生将自动升上高中接受两年的高中教育。高中教育采用‘适能分流制'，它将以初中评鉴考试（ PMR ）的成绩纳入理科组、人文组或技术职业组的准绳。

高中阶段必修科目计有：马来文、英文、数学、历史、道德教育、回教教义、体育和健康教育。增加科目有华文和淡米尔文。选修科有马来文学、地理、英文文学、美术（以上为人文组）；会计、基本经济学、商科、农科、家庭经济、高级数学、机械研究、电子与电气工程研究。工程绘测、工程科技（以上为职业与科技组）；高级科学、物理、化学、生物（以上为理科组）。

二、私立中学

马来西亚的中等教育虽由政府主办，但有一小部分中学是由私人界成立和经营的。这些学校统称‘私立学校'，类型计有普通中学、华文独立中学、商业学校、技术学校及国际学校。

私立中学在经济上未获政府津贴，办学经费来源都由学杂费和社会人士捐助。一般上，私立中学都遵照政府教育部推行的课程纲教导。但在教学媒介和编排课程上都有本身的自主权和一定的伸缩性。

马来西亚的私立中学有下类型：普通中学（228间）；华文独立中学（60间）；商业学校（14 间）；技术学校（9间）；国际学校（9间）。1989年私立中学在校学生有 117028 人。本节重点主要介绍华文独立中学的概况。

1961 年之前，马来西亚半岛除了华文小学之外，还有约70间华文中学（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中学）。这些学校绝大部分由华社所创办，政府津贴办学经费。 1962 年马来西亚政府实行 1961 年教育法令，该法令采纳 1960 年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对中学的建议：“为国家的团结，教育政策的目标必须是从国家制度的学校中消灭种族性的中学，以确保各族学生在国民中学和国民型中学里就读。”把中学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府给予津贴的国民中学；这类中学以马来学生为主，用马来文教学。二是原接受政府津贴的准国民中学改名为国民型中学；这类中学以华族和印度族学生为主，用英文或马来文教学，华文和淡米尔文仅作为一个科目学习。三是原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文中学如不改制为国民型中学，将得不到政府的津贴而成为独立中学。

华文独中的学制一般是六年制（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只有少数（4间）规模较小的华文独中仅开办初中部。 另又 10 间为提供高中毕业生升读国内大学和海外英国制大专院校的便利途径，特于高中学制之后开设大学先修班，提供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 STPM ）课程和英国Ａ水平文凭课程。

华文独中为维持学生的学术水平，一般于各年级实施留班制，学生学习成绩未达及格标准，一概不准升班或毕业。

1976年，董教总（即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董事与教师联合总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成立了‘华文独中统一课程编委会'（即今日董教总全果华文独中工委会课成局的前身），负责规划与拟定华文独中统一课程和编纂各科统一课本。经过统一课程编委会诸成员（包括独中工委会秘书处执行人员、华文独中校长、教师、国内外大专教授、讲师、各科专业人士）多年辛勤努力，华文独中统一课程终于制定，各科统一课本也陆续编辑出版或修订。今天，统一课程与统一课本也已被大部分华文独中所采纳与应用。

华文独中的整体课程编制以‘六项总办学方针'为指导原则，另参照政府颁布的课程纲要进行教学。初中阶段以普通基础教育为主，修习科目有：华文、马来文、英文、数学、生物、化学、物理、历史、地理、美术、体育、音乐。目前绝大部分华文独中的初中以华文教学。

至于高中阶段则一般分流为理科组、文科组、商科组；近年为了培训工业界所需的熟练或半专业人力资源，一些华文独中于高中部增设工科组，办理电子、电工、家俱制作、汽车维修等技术职业类科。初中毕业生可以根据个人学力和兴趣，选读有关组别。高中部修习科目包括：华文、英文、马来文、普通数学、体育（以上为各组共同科目），高级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以上为理科科目）、历史、地理、商叶学、簿记、会记、打字、商业英文、商业数学（以上为文／商科科目）。目前华文独中的高中课程，没有全部采纳统一课本，一些独中为方便学生到海外英语体系国家的大学深造或参加政府（马来文媒介）会考，数理科目和商业科目采用英文或马来文课本，但以华文讲解。

独中的学生一般参加两种考试，即华文独立中学统以考试（包含初中统一考试和高中统一考试）和政府教育部主办的公共考试。关于后者，华文独中的办学原不能以政府公共考试为导向，但如有学生主动要求参加公考，一般独中都会于课内增课或以课外补习方式给予辅导。这也是为迎合家长的意愿和增广学生的出路。

三、中学后期教育

马来西亚国民中学采纳英国“三、二、二”学制，学生修完五年中等教育课程后，欲进一步升读国内大专院校，必须修读两年制大学预科（大学先修班）课程，并考取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STPM）以为报读大学的学术凭据。

大学预科课程分文科与理科两组， 分流以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SPM）成绩文准则。大学预科一般由高级国民中学办理（一些私立学院和私立学校向教育部请准，也可开设大学预科课程）。

肆、高等教育

马来西亚系法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处于发展中状态，尚未普及化。目前国内大学在校学生约六万人， 仅占适龄（ 19 人口的 2.87% ）。主要有官办、半官办和私营三种形式。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主要三个目标为：

①促进国民的效忠意识和建立全民团结的国家；

②培养各领域专业人才以迎合科技工艺、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发展需求，并进一步提升各领域的继续进展，以达致富国强民的目标；

③通过高等教育来消除社会阶级、种族和地理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

一、大学

马来西亚政府至今成立了 8 所大学，依成立的年份先后为：
马来亚大学 （1962）
理科大学 （1969）
国民大学 （1970）
农业大学 （1971）(博特拉大学)
工艺大学 （1972）
国际回教大学（1983）
北方大学 （1984）
砂劳越大学 （1993）

以上 8 所大学都由教育部大学中心单位（ UPU ）于每年政府考试成绩放榜后，举行联合招生一次。政府规定凡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 STPM ）符合一定资格条件的学生都可申请进入大学； 至于教育文凭（ SPM ）成绩优异者也可申请学士文凭课程（目前只有工大、农大及理大设有此课程）。

由于 8 所大学只能容纳有限的学生就读， 每年被拒于大学门外的合格申请者为数不少（比例为 5:1 ）。 另一方面，政府实行的种族固打制也削灭了非马来子弟进入本地大学的机会。

马来西亚的大学制一般是 4 至 5 年（学士学位 4 年，医学系 5 年）。另也有举办一年制教育文凭，硕士班和博士班等。由 1985 年起，国内各大学全部以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国际回教大学除外）。

二、公立学院

A.工艺学院（Politeknik）

马来西亚政府为了培训工艺与商业领域的半专业熟练人力资源而设立了工艺学院。 目前全国共有 6 间工艺学院，分别是霹雳、彭亨、吉兰丹、吉打、柔佛、森美兰、砂劳越。政府计划在未来的2000年，为配合当局迈向‘2020年工业国'口号， 将全力培训工艺技术人员，因此计划在1995年时将在增建8间工艺技术学院。

这些工艺学院录取至少考取大马教育文凭（SPM）的中学毕业生参加攻读二年制文凭班和三年制证书班课程，所开设的课程包括电子工程、电工技术、机械工程、建筑工艺、商业管理、会计学等等。

B.玛拉工艺学院（ITM）

1954年马来西亚乡村与工业发展局为协助马来人从事工商业活动，特成立了乡村与工业发展训练中心；1965年，国会通过〈人民信讬局法令〉，将乡村与工业发展训练中心改称玛拉学院；1967年又改称玛拉工艺学院，一直沿用至今。

玛拉工艺学院成立的宗旨是为了培训更多马来社会工商业人力资源与专才，以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因此收生以马来族子弟为主。目前全国各地共有10间玛拉分校，每年均培训约7千名工商界各领域所需的人力资源。

C.师训学院

马来西亚国民中学的师资来源，除了高中组是由本地大学毕业生为主要来源外，初珠组和各源流小学的师资则全部由教育部师训组负责培训。师训学院规定申请就读的学员，必须具备最低学术资格，即中学毕业同时考取大马教育文凭（SPM）或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并且马来文获得优异成绩。

目前国内共有 28 间政府所办的师训学院。 尽管28间学院每年可培训 12,000 名合格中小学教师， 但仍无法克服师资短缺问题。根据1993年的统计资料， 全国短缺中学教师7,768名，小学教师17,150名。各校短缺的教师由教育部另聘没有经过训练的临时教师暂时取代教职。

为了克服小学师资短缺问题，师训学院从 1993 年起录取学员由每年的一次改为两次， 即每年的 6 月及 12 月。除此，当局也考虑将师资训练的时间从两年半缩短到两年以便在将来增加我国教师人数，从而姐决师资短缺的难题。

三、半官办学院

A.拉曼学院（Kelej Tunku Abdul Rahman）

1967年，马来西亚政府疑限制华文独立中中毕业生出国深造，华校董总和教为谋独中生的出路并完善华文教育体系，倡议创办一间华文独立大学。这一倡议得到广大华社的支持，然而却遭到当时执政党的反对。1968年，马来西亚华人公会提出创办“拉曼学院”的建议， 并获得了政府的批准。1969年2月拉曼学院正式成立。这是一间半官办的高等学府，其办学经费，一半由政府负担，另一半则由学院理事会（由马华公会领袖出任）负责筹措。

拉曼学院主要为华族中学毕业生（规定须考取政府公共考试文凭）提供深造的机会每年录取各科系学生约4,000名，但每年的申请者都超过一万人。目前学院正在积极筹建分校，学生人数现约8,500人。

拉曼学院是以马来文和英文作为教学媒介，目前该学院开设有四个基本学系，即商学系、工艺系、文学系、理学系，提供各类文理工商专业课程。此外，该学院也开设两年制大学先修班，分为文科和理科课程，以便学生投考国内大学。

四、民办学院

A.南方学院

1990年9月南方学院正式成立，它的前身是宽柔中学专科班。学院的成立是经过长期的酝酿成国，也是必然的趋势。这是由于国内大专并不接受独中生，同时实行固打制；而私立学院则过于商业化、收费高，至于到国外深造更是费用高昂。由此，民办高等学府----南方学院应运而生。这其中的孕育和成长过程，体现了华人兴学办教的传统精神。

南方学院的使命分为5项：
①延续中学教育，为国家造就人才而提供三年的文凭课程；
②为青年学子谋出路，同时栽培各项领域的中级熟练技术、商业、理工和服务业人员；
③为青年学子兼受二或三种语言训练；
④为华文独立中学开僻升学管道，同时也为独中提供师资培训；
⑤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营造大专学府的求知、精神、感情和身心方面的平衡及和谐发展的气氛，以培养学生们的优良品德和领袖素质。

目前，南方学院学生共有341人（1993年数据），由于人数不断增加，以现阶段，临时校舍（暂设在宽柔中学图书馆）肯定无法容纳，因此建校计划刻不容缓。该学院共设有三大科系，即：马来学系、商学系及电脑学系。

在管理方面，南院是由董事会和理事会各司其职；前者负责校产和财务管理，后者协助学院的行政及其他；于此同时，设立“建校策划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以协助进行校舍筹建工作，俾便学院稳建成长及臻完善。

五、私立学院

近年来，随着马来西亚政府落实教育开放政策，迈向 2020 年口号，私立学院纷纷成立。目前国内计有各类私立学院 1,159 间，在籍学生 106,703 人。这些私立学院不仅补充了官方学院设施的不足，也为中学毕业生增广升学出路。

私立学院的主要的教学媒介语为英语，一般办学灵活，课程多样，除了提供商业会计、工艺技术、美术、电脑等专业或半专业课程，一些也与外国大专院校挂勾，通过双联课程制和学分转移制，为有志到外国大学深造的学生提供较方便与经济的途径。在双联课程制下，学院学生可在国内修完几个学期的课程后，直接进入与有关学院挂勾的外国大学继续学业。而学分转移制则允许学生在国内学院修足所需学分后，直接转入既定的国外大学继续学业，以考取大学学位。

马来西亚教育制度的变迁

本文经《木马城》站长允许刊登，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一、《学校、董事、教师注册法令》

英殖民政府于1920年颁行，该法令要求对学校暨教员实行登记与管制。同时设置华校提学司及华校视学官，用以监督学校。这是英殖民政府管制华校的开始，其主要目的在引导华校脱离中国的政治影响。

二、《1946年教育政策白皮书》

于一九四六年颁布，是由马来联邦提学司芝士曼（Cheeseman）所拟定。其要点如下：
（一）男女教育，机会均等。
（二）免费的小学教育，以母语为教学媒介。
（三）所有学校，英文为必选科。
（四）后期小学，包括英文媒介而兼授母语，或以母语为媒介而兼授英文。

三、《中央教育谘询委员会报告书》（《荷格（Holgate）教育报告书》）

由1949年所组成的“中央教育谘询委员会”于1950年提出。其要点如下：
（一）建国的理想，是通过一种语文；但同时又要保存各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二）英校对于沟通各民族文化，促进相互了解及和谐共存，有其最大的贡献。
（三）最后目标，应以英文为教学媒介的免费小学教育。

四、《巴恩报告书》（Barnes Report）

要点如下：
（一）小学旨在培养一个共同的马来亚国家观念，而此种教育应在不分种族的国民学校中获致。
（二）主张马来文、英文两种语文为教学媒介。
（三）国民学校取代其他种族性学校。
（四）学习其他语文只当作一个科目。

五、《方（芬）吴报告书》（Fem-Wu Report）

要点如下：
（一）赞扬华文教育的价值，主张维护及改善华校。
（二）华校为实际需要，应是三种语文的教育。
（三）政府应增加华校津贴。

六、《中央教育咨询委员会报告书》

联合邦政府中央教育咨询委员会于 1951 年 8 月发表一报告书， 对“巴恩报告书”及“芬吴报告书”的建议，归纳研究之。该委员会由 20 名委员组成，其中四名华人。大体上说，该报告书赞同巴恩报告书的主张，对芬吴报告书的建议，则不表同意，惟认为应从中采取“稳健中庸”的步骤。

七、《教育遴选特别委员会报告书》

政府于 1951 年 9 月 20 日设立“教育遴选特别委员会”负责研究定制何种法令，以制定有关马来亚教育政策的各项问题，此特别委员会由 11 位立法议员组成（其中有两名华人）。报告书主要是站在巴恩报告书这方面。后来，受全马华人激烈反对的 1952 年教育法令，就是根据这份报告书的建议而草成。

八、《1952年教育法令》（The Education Ordinance,1952）

内容摘要：
（一）接纳《巴恩报告书》的建议，宣布以英、马来文媒介的国民学校取代华、印文学校。
（二）国民学校供给为期六年免费、强迫性教育。
（三）以马来亚乡土观念灌输给各籍学童。
（四）在国民学校中之学童如果欲学习华文或淡米尔文，必须出于家长的愿望，且每班中有15名以上的家长请求，学校当局始供给教授华文或淡米尔文。
（五）现有之政府津贴学校名若干华校或印校，应予逐渐成为容纳各民族学童之国民学校....。

九、《1954年教育政策白皮书》

由教育部长杜莱辛甘（Thuraising Kam）为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检讨教育政策，并于同年提出。其要点如下：
（一）教育政策的基本原则，即各民族混合在一起上课，统一的教育制度和共同的课程。
（二）至于执行的计划，可分下列几个步骤：
（1）在各种族母语学校里引进国民学校的特点。
（2）英文小学限定占六岁至十二岁学童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七。
（3）英文普通中学学生限散万四千名。
（4）建议建立现代中学和职业学校，并增加税收及学费。

以上教育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其争执的问题，可描述为“在多元种族社会中，应采用那种语言教育，才能达到各族沟通、了解、融合的目标？”若在归纳这些教育政策，其提出的解决策略有四：
（一）以母语教学，同时学习英文，以英文来做为各种族沟通的媒介。
（二）废弃母语，只采用英文教学，以英文来做为各种族沟通的媒介。
（三）以马来文教学，同时学习英文，以英文做为各种族沟通的媒介。
（四）各种族同时学习华文、英文、马来文。
站在华文教育的立场，大概只有第一项策略比较有利。第四项虽然勉强可行，但同时学习三种语文，学生将加重负担，效果不彰。至于第、第三项则等于抛弃华文教育。

十、《拉萨报告书》（Razak Report,1956）

内容摘要：承认三种语文源流学校并存，各以其母语为主要教学媒介。不过，多源流政策不是最终目标。报告书第12条指出：
“本邦教育政策的最后目标，必须是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这种教育制度下，本邦国语（马来文）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为达到这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渐推行。”

十一、《1957年教育法令》（The Education Ordinance,1957）

内容摘要：第一章第 3条阐明联合邦的教育政策是“旨在建立一个能为全体人民所接受，并满足人民一切需要的国家教育制度，提高人民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立意以马来文为国语，同时保持并维护本国境内马来人以外的其他定居于本邦的族群的语文及文化。”

十二、《1960年达立报告书》（Rahman Talib Report,1960）

内容摘要：
（一）对被《1957年教育法令》的“最后目标”加以肯定，并提出“创造国家意识”，减少语文与种族的差异，最终陶汰华校和印校而仅剩巫英两种学校。
（二）建议本邦的中学生只有“全津贴中学”和“独立中学”两种，由1962年起，停止对所有不接受改制的局部资助学校的津贴；私立中学可以继续存在，但须接受政府教育条例之限制。
（三）从1961年起，郑府不再举办初中会考和华文中学升学考试，中学的所有公共考试，只能以马来文或英文作为考试媒介。

十三、《1961年教育法令》（The Education Ordinance,1961）

内容摘要：
（一）保持并维护本国境内马来人以外的其他定居本邦的族群的语文和文化，循序渐进地发展一个以国语为主要教学为媒介的教育体系。
（二）对中学，建议：“为了国家的团结，（教育政策的）目标必须是从国家制度的学校中消灭种族性的中学，以确保各族学生在国民中学与国民型中学就读。”欲继续获得政府津贴的华文中学，必须改制为国民型中学。
（三）21条（B）授权教育部长在认为时机成熟时，把国民型华印小学改为国民小学。
马来西亚教育体系从1956年的拉萨报告书演进到1960年达立报告书，盖已确定。

十四、《1967年国语法案》

主要内容：
（一）规定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
（二）维护宪法152条第一节的规定；即（A）任何人不得被禁止或阻止使用（官方用途外）或教授，或学习其他语文，（B）不得损及联邦政府或州政府维护及扶助其他任何民族语文的使用与学习的权力。

十五、《1969年阿兹报告书》（即亚兹教师薪金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与《1972年教育修定法案》

内容摘要：
（一）教师可以自由选择内入阿兹薪金制而成为公务员教师，或留在统一薪金制成为中央局的雇员，而不再是由个别学校董事会聘用。
（二）规定合格教师最低资格必须是拥有剑桥或马来西亚教育文凭，不合格的教师须在三年内考取所需资格。参加改制后的教员一概被视为公务员。
（二）将董事部改为学校发展局，主要的任务是照顾学校的福利与发展，失去聘辞教师的权力。

十六、《1979年内阁检讨教育政策实施委员会报告书》（《马哈迪报告书》）
（ Laporan Jawatankuasa Kabinet Mengkaji Pelaksanaan Dasar Pelajaran）

内容摘要：
（一）当局要重新检讨小学课程，以使儿童基本的教育领域（读、算、写）及个人才能获得发展。
（二）私立学校至中学五年级的课程纲要，必须和国民学校相同。
（三）信仰回教学生需接受宗教教育科目，非信仰回教学生将接受“理论及道德”教育课目。

综合上文，1970年后，马来西亚教育政策的演变具有双重目标，一个目标是改进现行教育制度俾益发挥教育功能，积极培养人才，满足国家建设需求。另一目标是建立以马来文为唯一教学媒介语的国民教育体系，增加马来人的教育机会（尤其在高等教育），提升马来种族社会实力，并加速压制其他种族源流的教育，塑造一个以马来种族为主流的新社会，保障马来人的特殊地位。

陈嘉庚：毁家兴学第一人 张剑魂整理

本文经《木马城》站长允许刊登，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陈嘉庚是中国近代史上，也是南洋华人史上的典范人物，集工商企业家、社会改革家、无党派政治家、教育家与慈善家于一身，而他生前身后的功业，影响与声誉是如此伟大，深远与崇高，则只能以“传奇人物”略为概括。

作为教育家的陈嘉庚，幼时在家乡只读过8年的旧式私垫，也没有教育学上的专业修养，但他从切身的经验与观察认识到教育对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从20岁时首次捐资办学起，“竭力兴学，以尽国民天职”，就矢志不移，一往直前，甚至倾家荡产也义无反顾，至死不渝，乐此不疲的奋斗了六十余年。商洋华侨社会重视教育和自力办学虽不自陈嘉庚始，唯能有如此规模之建树而又影响深远者，当以陈嘉庚为第一人。

陈嘉庚祖籍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此地为闽南一小半岛，系明末郑成功部将抗清遗址，是个充满爱国主义传统的地方；陈嘉庚于1874年10月21日诞生于此。陈嘉庚家族数代都有人出洋谋生，陈氏父亲把柏公早年只身商渡到新加坡谋生，陈嘉庚出生时，其父已是小有资产，经营米业，店号顺安。陈嘉庚于1890年16岁时首次出国南渡，在其父经营的米店学习经商。3年后他奉亲命回乡成亲，并在家乡居留了两年。他在这段时期看到乡里儿童失学的情况，最先兴起捐资办学的念头。1894年陈氏20岁，出资二千元兴建惕斋学垫，开始在创办学校，振兴教育、改革社会的路上迈开了第一步。

在这之后的10年间，陈杞柏的事业颇有进展，除原来的米店外，又经营黄梨园和黄梨罐头厂，在华侨社会的地位也提高。但是到了1893年，由于陈嘉庚异母兄弟挥霍无度，陈氏家族生意很快走下坡，他从家乡守孝3年重返新加坡后虽努力整顿，顺安号米店终于难逃倒闭之噩运。他在受到巨大打击之后重新振作起来，致力经营黄梨罐头厂，后又发展到米业和橡胶业，由于经营得法，他很快就恢复旧时的声誉，拥有相当规模的企业和产业，同时因急公好义，热心公益，而倔起成为华侨社会的领袖。

积极参与创办道南学校

20世纪初年，清朝政府开始推行学制改革，1904年批准了张之洞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国各地纷纷创办新式学校，新加坡华侨社会闻风而动，也开始兴办新式学校。1906年陈嘉庚积极参加福建会馆创办道南学堂(1912年改称学校)的工作，并于1910年当选为学校的第三届总理，在任期间出面筹集资金得五万余元，在亚美年路兴建校舍。(此校舍至今仍存在)。

孙中山于1905年成立同盟会后，翌年在新加坡成立分会，陈嘉庚于1909年结识孙中山，不久后就加入和剪掉辫子。辛亥革命后，陈嘉庚在新加坡筹款接济福建军政府，协助稳定局势，孙中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路过新加坡，获陈嘉庚热情接待，并慨然捐送一万元为路费，后来又汇五万元去南京。从参加同盟会到支持国民政府，一方面表现出陈嘉度的爱国精神，也标志着他在思想上的飞跃，从一个传统侨商提升成为心怀民族国家命运的民主主义者。

1912年秋陈嘉庚乘船回国，其时虽然学制已改，但同安县立小学制度极差，权力由县官掌握，委乡绅为校长，十余年无一届毕业生。陈嘉庚说服家族各房房长支持他创办小学，由他独力承担全部开办经费。1913年春集美小学藉大祠堂为教室开学，唯师资问题难以解决；当时教师待遇差，富户贵人子弟私下占满师范学校名额而无从事教育的志趣，因此陈嘉庚遂兴起“当先办师范学校，收贫寒子弟才志相当者加以训练，以挽救本省教育之颓风”的设想。1913年他买下集美村外大鱼池，填土造地建筑校舍，是年夏集美小学迁入上课。他于是年9月返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改变经营方向，租船买船从事海运，收益甚大；又将黄梨厂和米较改为橡胶厂，利润大增。

福建华侨王会仪倡议创办崇福女校，陈嘉庚积极响应，解囊相助，使该校能在1915年4月顺利开办。这所女校在提倡女子教育上发挥了开风气的作用。

东南亚第一间华文中学

陈嘉庚在家乡开办集美小学时己向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建议兴办华侨中学，因为当时新加坡小学毕业生升学无门，唯有到中国读中学。1913年底他向华侨各界提出《自办中学意见书》，唯反应不理想；到1918年，他联络新加坡和马来亚各地十六所华校总理，开会商议筹办华侨中学，6月中华总商会召开特别大会，通过议决开办“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校址设在新加坡，陈嘉庚被推选为总理。他带头捐出三万元，筹获基金五十万元，1919年3月21日开学，是为东南亚华侨打破地域和帮派界限合办的第一间华文中学。

陈嘉庚反对帮派观念，尤其在教育方面，他主张打破地域观念，因此在第二度担任道南学校总理期间(1917-1919)，他特别函请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代物色优秀的国语(普通话)教师到道南任教；道南虽为福建会馆所办，但所招收学生粤籍者占可逾半。华侨中学开办后也以国语(普通话)为教学媒介语。华中创办后带动东商亚各地华文教育的大步发展，小学更加普及，中学也相继开设。

陈嘉庚商务冗忙，分身乏术，因此着胞弟陈敬贤先行回乡筹办集美师范和中学，1918年3月10日集美师范和中学开学。两部当时共有学生近二百名，在集美小学鱼池后购地，兴建校舍。同时集美小学改为专收男生，1917年另外开办集美女子小学，并附设幼稚园。

陈嘉庚1919年5月回乡，下定决心长住以完成集美办学大计，因此召陈敬贤回新加坡掌理生意。为使集美学校经费有固定可靠来源，他把在新加坡等地的所有不动产全部捐作集美的永久基金，计包括七千英亩橡胶园和货栈、商店、地皮等。陈嘉庚此次返乡的首两年里，集美三易校长，到叶渊受聘就任，集美才从此步上正轨。

发展集美与创办厦门大学

此后几年集美学校系统在陈嘉庚推动之下不断发展。1920年2月集美学校水产科正式开课，两年后改名水产部，1925年增设航海科。1920年8月集美高级商业学校开办，9月又设立医院，11月图书馆建立。1921年增办女子师范，进一步提高女子教育。

陈嘉庚认识到办学应该有一个完整的系统，从小学直到大学，当时福建尚无一所大学，因此在他操持集美事务的同时，他开始筹备创办大学，并且一开始就决定把校址选在厦门。1919年7月13日陈嘉庚在厦门浮屿陈氏宗祠召集各界人士会议，即席宣布筹办厦门大学的计划。他指出当时中国各大学科目以文学、医学、神学为主，而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生存关系密切的农科、理工、商科却很少，高等师范也不多，因此他构想中的厦门大学将力求学科完备，为国家栽培各方面急需的专业人材。他当场带头认捐四百万元，其中开办费一百万元，当年缴清，经常费三百万元分12年交付。

1920年9月陈嘉庚向福建省政府申请五老蜂下演武扬四分之一土地作为厦门大学校址，10月往上海召集筹备委员会会议，聘萃英为首任校长。翌年4月6日厦门大学藉集美学校的即温楼开学，招收师范部(分文理两科)和商学部预科首批共九十多名学生。厦大开学后陈嘉庚集中精力兴建校舍，他不满意美国洋行设计的校舍，遂亲力亲为自行设计，于1921年5月9日举行新校舍奠基典礼。翌年2月首批校舍落成，学生迁入上课。邓萃英校长任职至1921年5月辞职，陈嘉庚拍电报聘请9年前与他同船返国的林文庆博士接任，林文庆适接孙中山电报召他到广州协理外交，因请孙氏代为决定去向，孙氏赞成他出长厦大，于是林氏在6月结束长期侨居生活，举家回国担任厦大校长，长达16年之久。厦门大学在林文庆主持之下很快纳入正轨。在1919年至1922年回乡期间，陈嘉庚大部分精力用在创办和兴建厦门大学和扩充集美学校上，但他也没有忘记教育的普及，他目睹同安县各乡经济衰落，人民无力办学，因此发起组织同安教育会，并带头捐出开办费和经常费，然后向新加坡侨界募捐基金，以推行普及教育的计划。1921年同安教育会开始向各乡村小学分拨辅助费和设备费，并派人到各校调查教学情况和成绩，两年里共创办了四十多所小学。

在家乡住了3年，陈嘉庚于1922年3月前往新加坡，接手陈敬贤因病不能管理的生意，当时只打算逗留短时期，孰料经济形势发生大变化，赖以作为办学财源的橡胶竞争激烈，因此他全力投入生意中，这样就在新加坡一住18年。他改变经营方向，把大笔资金转注入橡胶制品业这个新领域，很快打开销路，利润源源而来，资产大增。

陈嘉庚为避免旁人指他垄断厦大的办学工作，开始向南洋富商募捐发展基金，不意却到处碰壁。后来世界经济大萧条，为厦大筹募基金事就更无指望。因此在那段时期，他几乎是独自承担了厦大的经费；也因为如此，他只能继续留在新加坡发展事业来充实厦大财源。1923年5月，陈嘉庚把在新加坡占地四千英亩的大成橡胶园和所拥有的企业的三分之一股份拨给厦门大学作为基金。20年代厦大继续依循陈嘉庚的计划发展，至1931年庆祝创校10周年时，已先后建成各种用途校舍四十多幢。厦大开办初期只有师范和商学两部，经不断发展，到1930年己有文、理、法、商、教育五个学院，分设十七个系。此外并附设预科和模范小学，成为当时中国科系最完整的大学之一，同时也是最早招收女生的大学。

国民党北伐成功定都南京后，实施新教育制度，厦门大学是最早申请立案和被批准的私立大学。

从幼稚园到大学完整体系

集美学校方面，1925年集美学校在天马山脚购买荒地筹办农林部，陈嘉庚为此拨款十万元，翌年开学。1926年9月开办国学专门部，半年后移交厦大接办。1927年集美学校女子师范改为女子中学，又增设幼稚师范学。从这年起，集美学校各“部”改称学校，有男子小学、女子小学、男子中学、女子中学、男子师范学校、幼稚师范学校、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这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终于建立起来，从幼稚园开始到小学、中学和技职教育、和厦门大学衔接起来，男女兼收，基本上完成了陈嘉庚的心愿。此外从1924年起又用集美学校伙食费剩余的钱设立“成美储金”，资助毕业生升学和出国深造，水产科、师范和中学不少学子受惠，学成后又回集美母校任教，协助解决师资缺乏的问题。

1924年陈嘉庚把停办的同安教育会属下的教育补助处移交集美学校，改称教育推广部，对县内各小学拨款补助，翌年扩大补助范围，计划同安县一百所小学，闽南各县五百所；实行下来，到1932年共有二十八县市七十多所小学受惠。除拨款补助外，教育推广部也提供办学上的指导。

在新加坡方面，陈嘉庚于1922年开始重任道南学校总理，翌年又任爱同学校(1912年创办)总理；1923年再次当选商洋华侨中学总理。这时期华侨中学经费短绌，陈嘉庚带领募捐，纾解了这个难题。1925年华侨中学发生学潮，被英殖民地政府下令停办，次年重开，陈嘉庚筹备廿四万元为学校扩建校舍。

1920年代至中期，陈嘉庚的事业登峰造极，是他捐资办学的高潮时期。1926年他的事业开始走下坡，对教育事业的资助就逐渐出现力不从心的情况，但他办学的热忱并未稍减。

生意失败公司被迫改组

1926年陈嘉庚经营的橡胶制造厂遭受内外各种因素打击，由盛而衰，他把部分资金投入饼干厂生意，但未能扭转整个大局。1929年世界经济开始不景气，工厂又发生火患，在一连串打击之下，资金周转困难的陈嘉庚遂向英资银行告贷。到1931年底因无力偿还债款，被迫改组公司抵债；其全部企业资产折价二百余万元，作为股分参加到新组成的陈嘉庚股分有限公司，他本身成为一名股东并担任总经理。1933年公司董事部决定停办橡胶厂将之出租，他把部分工厂出租给女婿李光前、远亲陈六使，一部分由自己承租，前者所得利润一半或全部给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后者三成利润给两校充经费。

1926年到1928年，陈嘉庚资产损失逾半，但他仍念念不忘集美与厦大的建设，这几年两校的经费，部分是赖新加坡华侨捐款维持，而这又是陈嘉庚的热忱和声望所号召得来的。1930年下半年，集美和厦大两校开始接受国民政府补贴，每月五千元。1936年，陈嘉庚看到集美和厦大“两校虽可维持现状，然无进展希望”，于是写信给福建省政府和南京政府教育部，表示愿意忍痛割爱，请政府接办。是年6月国民政府批准改厦门大学为国立，设立谘询委员会，请陈嘉庚任终身委员，并设陈嘉庚奖学金等纪念办法。后来他又把厦大校产橡胶园移交集美，充实集美学校的基金。

对日抗战期间，厦门大学先迁往鼓浪屿，后在长汀建校舍，1938年1月复课，自此到抗战胜利，厦大坚持办学从未中断。

厦门大学改国立后，集美学校获得陈嘉庚全副精神的关注，1937年秋日本军舰开始炮轰厦门，集美学校校舍受到严重破坏，只好迁往内地，唯各校迁移时间地点不一。在那兵荒马乱，四处迁徒的岁月里，集美学校在校董、校长苦苦撑持下坚持开办下去。

筹赈救亡不忘师范教育

从抗工战争爆发到日本侵占马来亚、新加坡这段期间，陈嘉庆把大部分精力用在领导侨界参与抗敌救亡的工作，他领导商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1938、1939年内就筹得一亿四千四百四十五万余元汇回中国。工作虽然繁忙紧张，陈嘉庚仍然没有忘记教育事业。集美学校因迁内地不能出海实习，陈嘉庚于1938年在新加坡创办一所水产航海学校，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办，只有一届毕业生。由于东南亚与中国的交通受战事影响而受阻，中国教师南来不便，陈嘉庚于1941年决定创办南洋师范学校，由李光前捐献校舍，虽然当时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在陈嘉庚的坚持和据理力争之下，终于1941年10月正式开学。这两间学校不幸都因战火蔓延到新加坡而停办。

具有远见的陈嘉庚对抗战必胜充满信心，1939年就预见到集美学校被侵略者破坏，战后修复须预作准备，因此着手筹募基金二百万元，其中八十万元作修复校舍用途；商洋侨界为他的热诚所感动，纷纷踊跃输捐，便集美学校在国难中求学的学生得到极大鼓励。

1940年3月陈嘉庚回返中国进行视察慰劳活动，走遍大后方，然后南下福建家乡看望内迁的集美和厦大两校，12月回返新加坡。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蝗军”从中南半岛势如破竹南下，陈嘉庚于翌年2月乘船离新，先至苏门答腊，后转赴爪哇，历尽千辛万苦，度过三年八个月的匿居逃亡生活。匿居期间，这位69高龄老人把过去50年的往事和见闻，用朴素、直率的文字撰成“商侨回忆录”。

重建集美与复办华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1950年这几年间，陈嘉庚像往年一样，始终不渝的关注着他终生醉心的教育事业。厦门大学在复员后迁回原址，但国民党政府忙于应付内战，不断压缩厦大经费，使受到战火毁坏的校舍迟迟不得修复。集美学校校舍曾遭日本飞机大炮轰炸，无一完好，又因学校内迁而荒废多年，亟需修筑，就从破坏较轻处入手开始赶修。当时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工科昂贵，至1946年底已耗资八千多万元。若要全部修复，约需十亿元之数，以陈嘉庚当时的财力已无能力应付。集美学校在这几年只是勉力维持免以停办而已。

新加坡许多华校在战后无法复查，失学青少年很多，陈嘉庚倡议由福建会馆举办游艺会筹募基金，协助各华校重开。1946年1月7日筹募教育经费大世界游艺委员会成立，陈嘉庚发表以《金钱如粪土，散播才有用》为题的演说，号召侨胞出钱出力，自己带头捐一万元，总共筹获三十多万元。

许多华侨因战事而破产，贫困家庭子弟要求免费求学者甚多，但学校名额有限。陈嘉庚认为，“我们办学校，最好免费生越多越好，这样才会使穷苦子弟有更多读书机会。”后来福建会馆请各委员按月捐助若干名免费生的经费，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南侨师范学校在战后复办，但后来华侨子弟因中国内战的关系不能北上升学，当地极需中学来收容，经陈嘉庚与董事部研究后决定改为南侨女子中学。这间女子中学于1947年3月开学，初期设初中部、小学部和简易师范班，第二年增设高中部。

陈嘉庚从1906年参与侨界创办道南学堂开始，四十余年如一日，热心关注华侨教育，出钱出力，惮精竭虑，作出极大的贡献。在他的带动与号召下，侨界开始以更大的热忱来从事办学工作，在他的积极倡导下，新加坡的华文教育也从旧式私垫逐步演变成新式的小学和中学，取得了划时代的发展。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嘉庚北返参加开国大典，旋被委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华侨首席代表，并出席首届会议，翌年2月退新加坡。这次到新加坡，他用3个月的时间来处理个人事务，然后于5月底乘飞机最后一次离开新加坡，结束前后60年侨居海外的生活，回返中国定居。回返中国后，陈嘉庚大部分时间住在集美，就近参与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校舍的修复与扩建工作，从此展开他捐资办学的第二个高潮时期。

虽然这时开始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经费全由政府负担，但陈嘉庚对这两所由他亲手创办的学校并不因此而袖手不管。他召集集美校产“集友银行”各分行经理会议，安排从香港汇款到厦门资助校舍修复工作。他写信给海外亲友进行说服和宣传，不遗余力的筹集资金，并且亲自掌管集美学校的收入开销，要为运用财源以提高经济效益。从1950年到1955年，陈嘉庚为集美学校筹获经费三百五十三万饿元人民币，同期政府拨款二百零一万余元。也是在这5年里，陈嘉庚兴致勃勃的推展厦门大学的扩建计划，亲任工程总设计师，事必躬亲，一丝不茍。

在陈嘉庚主持之下，集美学校不但修复了毁坏的校舍，更新建了大批宏伟的校舍和公共设备，同时在课程方面也取得了迅速发展。到1955年，集美学校从幼儿园、小学、中学、水产航海学校、财经学校到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共有学生五千二百多人。厦门大学获得李光前汇巨款修复和扩建，校舍也颇具规模。

确定面向东南亚的办学方针

1955年12月，陈嘉庚把集美学校董事会改组为集美学校委员会，由翌年初起负责主持各校全部校政。从1956年到1961年，陈嘉庚为集美各校基本建设自筹资金一百六十三万余元。到1960年集美各校在校学生总人数达到一万一千六百三十八人，为创校以来最高数字。厦门大学于1955年确定“面向东南亚华侨、面向海洋”的发展方向，获得陈嘉庚赞同。厦大从此建立了商洋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和华侨函授部，并在各系设置有关东南亚历史、经济和海洋、物理、生物、化学等专业。华侨函授部设有中文、中医、数、理、化学等科，先后从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招收了一万多名函授生。

1956年9月，陈嘉庚发起创办华侨博物院，立刻获得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厦门市政府拨地九十亩作为院址，陈嘉庚率先捐献十万元，不久即筹得三十多万元，当年基本建设工程开始，1958年竣工，1959年5月14日开幕。1960年7月陈嘉庚又倡议在北京创办华侨历史博物馆，并率先捐款五十万元，但这次他终于未能亲睹有关计划圆满完成。

1958年陈嘉庚右眼眶上患癌症，经及时悉心治疗，病情得以控制。1960年初他的脑血管发生痉挛，伴有点状出血，决定去北京治疗。翌年6月23日突发生脑溢血，8月12日以全身机能衰竭逝世。陈嘉庚临终遗言，遗体运回集美安葬，并坚称集美学校一定要继续办下来，香港集友银行每年的股息和红利可用来资助学校。陈嘉庚把国内银行的存款三百多万元，悉数捐给国家，其中五十万元给北京华侨历史博物馆，五十万元作为集美福利基金，二百多万元供集美学校扩建校舍。陈嘉庚遗体在北京公祭后运返集美，8月20日安葬在鳌园中。

一生热诚致力义无反顾

陈嘉庚在集美，厦门和新加坡捐资办学，几乎把全部财产都用在创建的学校上，这笔钱在他的全部资产中所占比例之高，为任何一个捐资办学的人所不及，因此有人说他“毁家兴学”，虽则他本人并不以为然。

陈嘉庚办学出于爱国和反哺社会的动机，绝不藉此追求名利，也不喜欢人家对他的赞扬，他指出自己办学“不足资宣扬，聊尽国民天职而已。”唯其如此，他办学“一意热诚致力，毫无反顾”，坚持不懈，奋斗终生。

(原载1990年11月23日《南洋商报》)

伟大教育慈善家--李光前
李光前先生(1893-1967)

本文经《木马城》站长允许刊登，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李氏基金的创办人----丹期里李光前，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大实业家，也是大慈善家。

出身贫寒的已故李光前先生，抱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宗旨，振兴学校，捐款办学的史绩，书不尽书。

尤其是捐助五十万元予当时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作为购置图书文献用途。1958年获颁予名誉博士，在新马分家之后，李民出任新加坡大学校长。

李氏创办的李氏基金，捐助一百万元给新加坡大学，由他建议而设立医药研究所。在陈六使先生倡办南洋大学时，李氏宣布认捐所有捐款总数的十巴仙，总共是一百零四万五千六百八十八元。

1964年，李氏受我国最高元首封赐丹斯里(PMN)勋衔，表扬他对马来西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直到今天，李氏基金在资助贫寒学生深造，捐款作公益慈善事业方面仍为人津津乐道。

提起“李氏基金”，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它的创办人李光前先生。李先生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大实业家，也是大慈善家，是难能可贵的，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李先生认为教育对个人，对社会都是非常的重要。教育不但是在启发人类的智慧，同时，也在求个人与社会的生存，传递和发扬人类的文化。个人能够得到安居乐业，社会能够健全繁荣，国家能够富强，完全是教育的力量。

因此，他极力地提倡振兴学校，普及教育，凡是创办学校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在建设方面需要资助的话，他都慷慨的捐助。新加坡教育能够这样的发达，他的贡献很大。而对马来西亚甚至于中国，他也捐助大是金钱，兴建学校。　

热心教育不求名利

但是，他并不以此来求名利。新加坡福建会馆在多年前为了发展教育，要求开办一间学校，得到李先生的全力支持，才能够完成。该会馆为了要表扬他的功绩，所以，就把该校命名为“光前学校”。当时，他不在新加坡。等他回来以后，知道了这件事，就立刻很谦逊地向该会馆建议更改校名，于是，就改为“光华学校”。

李先生对于教育事业最为关心，在这方面花费了相当多的金钱和时间。除了光华学校之外，他对新加坡华侨中学的贡献最大。华中是在1919年由陈嘉庚老先生所创办，得到热心教育的社会人士的大力支持。在前一段时期，任董事会主席最久的，要算主要创办人陈嘉庚先生。由1934年起，由李光前先生接任至1956年。

在这廿多年中，他领导董事和教职员维持及提高该校水准。在经济方面，除负责每年经常费和特别费之外，另藉捐三十万元建造教室、教师宿舍和操场，并建赠国专图书馆，纪念他的父亲国专老先生。

国专图书馆于1957年5月21日落成，由新加坡闻人陈六使先生主持剪采，他对李光前先生平素在教育方面的巨大贡献，推崇备至，并认为是华人中的第一人。

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成立于1949年，李先生捐叻币廿五万元，并于1951年再捐廿五万元，凑足五十万元，作为该校图书馆购置图书文献之用。他在捐款的信件中，提出一个条件，希望大学当局优先注重对东方文化的研究工作，接着才是科学。

1958年10月21日，马来亚大学授给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为了认真了解外国教育，他于1962年3月到欧洲游历，研究外国大学的组织和发展。

新加坡为配合马来亚联合邦政府的施政方针，在立法议会通过新加坡大学法案。由1962年1月1日起，马来亚大学将正式分别成为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国立大学。李光前先生被委任为新加坡的首任校长。

1962年6月12日，李光前先生在隆重典礼中正式就任。典礼由前任马大校长麦唐纳先生，由老远的北非飞来主持，盛况空前。至1965年11月间，他因患肝癌须长期修养，不得已自请告退。在退休之前，李先生向大学当局建议设立医药研究所，并由李氏基金捐助叻币一百万元作为倡导。

由于对马来西亚所作的巨大贡献，1964年获得我国最高元首封赐丹斯里(PMN)荣衔，功在社会，实至名归。

李氏基金是于1952年设立，基金来自李先生私产的大部分，同时，又将他所经营的企业所得盈利的若干巴仙拨入，作为长远的教育慈善用途。　

李民基金助人不分种族

这个基金的发给不分种族，只要有需要帮助的人士，经过团体代为申请，不论是学费、书籍费、旅费、在国内国外的医疗费用等，凡是向该基金提出申请，大部分都如愿以偿。

38年来，李氏基金所捐助的款项非常庞大，造福的人士数以万计。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除了八间大学受到李氏基金的惠益之外，受到该基金赞助建校的各族中小学，也超过廿间。此外，每年资助的奖学金和助学金，教育考察研究经费等，算也算不清。

当陈六使先生倡办南洋大学时，李先生立即宣布认捐新马各界人士捐给该大学实收捐款总数的十巴仙，在总结捐款总数后，李民基金总共捐出一百零四万五千六百八十八元。同时，南大博物馆、南大电脑中心，也是由该中心捐建和充实设备。

因为李先生对南大的捐款数目最多，南大当局为了对李先生的热心捐助表示感激，所以，在商大落成之后，要将“光前”的名字命名为南大礼堂，以表敬仰。但是，不为李先生所接受，只好依照惯例，以李先生的父亲“国专”名字命名。

新加坡莱佛士图书馆规模宏大，所有藏书大部分为英文本，小部分法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李先生向政府提议建筑新的国家图书馆，并自动捐献巨款，附带有两个条件，即须购置东方文字的图书，包括马来文、华文、印度文等，同时，取消征收年捐制度，使人民免费藉阅图书。他的建议获得政府的完全接受。　

与厦大及集美结不解之缘

他除了为新、马的大学及学校出钱捐助之外，李光前先生也与中国福建省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名校结下不解之缘。在陈嘉庚公司结束后，厦大及集美名校的历年经费，都得到李先生的大力支持。当国民党政府迁台后，上述学校的校舍多处曾被飞机数度炸毁，也全靠李先生新马以外的营业机构汇款修建，使闽南这两大学府，焕然一新，弦歌不辍。

战前，李先生在福建南安故乡独资创办国专小学，造福桑梓，并纪念先人；战后扩充为完全中学规模不小，由中国政府接管，将学校改名为“国光学校”纪念“国专，光前”两父子。

李先生对文化教育的贡献说也说不完。他聪明的头脑，宝贵的人生经验，实际有用的学问，都不是从书本上学到的，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大学生所能学到的。

他向来处世谨慎，高瞻远瞩，注重民族的和睦关系，认为华人也应关注外族的慈善公益事业，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当新马提倡学习国语(即马来语)之初，华人之中有不少人加以忽视，李先生不以为然，以70高龄决心学习，一方面聘请马来教师授课，一方面收听国语广播，力学不倦，精神可嘉。 李光前先生一生善教，教自己，教家人，独自学，又和人共学，所以对于学术性的会议都尽量抽空参加座谈研讨，如南洋学会，东南亚研究所，热带经济植物研究所所编印的刊物，无不乐于赞助，始终不渝。尤其是对热带经济植物，如橡胶树、椰子树、黄梨等书的出版，赞助印刷费。

他的日常生活既简单又严肃，衣着非常朴素，烟酒从不入口。他最大的兴趣是在于谈天，因为谈天可以增广见闻，对于世间的事物有进一步的认识，有时甚至有“食而不知其味”的感觉。

他交游满天下，但每次出国时，却很少麻烦朋友，在可能范围内，宁愿坐公共汽车，因为在公共汽车站摆长蛇队的时候，他便能够看到收入较低的劳动者对金钱的观念。

当他最后一次到日本旅行的时候，曾参加当地金融界为他而设的最豪华宴会。不过，他更喜欢找个机会，和一位留日的新加坡学生到学校的公共食堂去吃廉价饭，他要从各方面多多了解社会，而不愿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据已故名作家连士升先生在一篇追悼李先生的文章中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老子的教训对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在十几年来的无数次的谈天中，他从来没有谈到他事业满布东南亚，也从来没有暗示他有多大本领，多大资产。相反的，他最津津乐道的，是他寒微时期的几段故事。

李先生对教育事业素具热心，在这方面花费了不少精神及金钱。

他在就任新加坡大学校长的典礼上致词中，引用古罗马雄辩家诗思罗的话说：“我们对国家的贡献，有什么更好或更大于为她教育青年”，以及中国大哲学家孟子所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乐也”，还有马来人的一句格言，“见要收获好稻的，必须先种好种子”，强调良好教育对新生一代的重要性，并作为他一生贯彻的最崇高目标。

李光前先生于1893年10月18日出生于福建南安县梅山芙蓉村，1967年6月2日病逝于新加坡，享年75岁。

他在1903年(10岁)从福建南来新加坡，进华印学堂。1908年至l911年到中国南京、北京升学，又考入唐山路矿专门学堂。1912年回新加坡任教道南学校及崇正学校，兼华文报叻报电讯翻译。不久进入政府测量专门学校，同时选修美国某大学函授土木工程，3年后毕业，转入工商界，被当时的大实业家陈嘉庚先生赏识，成为公司的重要人员。

李光前先生力求自我发展，在1928年自创南益树胶公司，奠定了他在新马橡胶业的地位。他也兼营黄梨业，并且享有新马橡胶和黄梨大王的美誉。以后也投资木材、印刷、饼干、油较、银行¨¨企业遍及东南亚，这是他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所达致的成果。　

周游世界考察企业

他周游世界，考察各先进国家的大实业家的投资和组织方式，不会把所有的蛋都放在一只篮子里。

在新马社会，有钱的人很多。但是，会赚钱又能用钱，而且是为别人而用钱的，为数就不多了，而李光前先生就是这些少数人当中的一位。

李先生的父亲国专先生，早年是福建乡下一个穷苦的裁缝，他像所有刻苦耐劳的华人一样，赤手空拳来新加坡奋斗，做小本生意。平凡的出身，使李光前先生成为千万巨富之后，能仗义疏财，慷慨助人。

李光前先生的夫人陈爱礼女士，是陈嘉庚先生的爱女，良好的家庭教育，使李夫人的为人就像她那美好的名字一样，她是李先生的好助手。

他的长子李成义、次子李成智，毕业于美国经济学系。三子李成伟，毕业于加拿大工程学系。长女李淑琼是英国医科毕业生。次女李淑珍，毕业于马大及新大，并考得教育文凭。三女李淑志，是美国大学的美术讲师。

虽然李先生认为要使国家振兴，必须依赖科学，所以，他曾立志研究科学工程，可惜因为环境和其他关系，放弃科学工程而从商。不过，他并不因为个人的兴趣或需要，而主观的要孩子照着自己的指示去选择学习的道路。

李光前夫妇恩爱相守，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争执。孩子们在充满爱的家庭长大。而李光前先生生前所有的慈善机构，都用父亲国专为名，这种敬爱孝顺、不忘先人的态度，使子女们养成纯孝的性格。

李先生对待员工很好。待遇方面向来不会比别的工厂少。生意有赚就有花红给，赚多给多，赚少给少。他平常对员工不会摆大头家的架子，员工中有很多是服务了很久的，公司从来没有开除过员工，如果犯了很大的错误，才叫有关员工自动辞职。 当李先生初次到新加坡的时候，生活相当困难。他每天早晨到路边的档子花一分钱吃早餐。那时的一分钱很有用处，可以吃到一碗白饭，另外加一块白肉。如果要吃瘦肉，就需要三分钱。但是，他深知勤俭的美德，从来不敢吃三分钱一顿的早餐。　

初期困苦深知勤俭美德

1965年春，李先生去上海治疗肝癌，医生在检查时竟发觉他营养不良，实在大感意外。原来李先生一向对衣食很随便，又喜欢吃粥，不求甚饱。他到外地巡视业务时，遇到什么就吃什么，吃隔夜的“封肉”或是番薯粥。

李先生抵上海治病时，恰逢全国中西医学专家齐集上海，开癌病研究会。各专家给他用中西法查验，并公推两位中医开方。李先生服药两三个月，就发觉到病痛锐减，胃口大开，体重增加。精神振作，不到三个月，其病若失，就回家休养，并继续服药。

李先生病愈由中国回来时，新马的中西报章都以显著版位刊登这项喜讯。并在报上登载两剂药方。李先生一再声明，那两剂药虽然曾医好他本人的肝癌，但对他人的病是否适用，他并不晓得，必须由医师诊断。

李先生10岁南来，出身贫苦，却在四、五十年间白手成家，积成巨富。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他说，成功一半靠勤劳及健身，一半靠幸运(就是机会)。他后来又加以补充说，“凡在工商业上最成功者，就是最会利用银行信用的人！”

前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先生在谈及李先生和另一位朋友(新马另外一位大实业家)时说：“如果这位朋友有李先生四分之一的智慧，他的成就就会比现在好几倍。”可见李先生的成功，也是和他的才智分不开。

纵观李光前先生一生的所作所为，我们知道他为人正直、重义。对人，慈幼、敬老尊贤、和睦共处、宽宏大量，他说每一个人都不能没有过错，假如你对他的过错，加以苛刻的批评，会使他失去自尊心，因而破坏彼此的感情。对事，大公无私、公平处理；处事有毅力、有信心，能当机立断。对已，克勤、克苦、任劳任怨、不求名利、生活朴素、知足常乐。这是他做人的原则，也是他在事业上的成功的关键。

他的一生中的最高荣誉，是担任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他在就职典礼中发表演讲，对大学教育的目标与理想，以及神圣的历史使命，都有精辟的发挥。这不仅是新加坡大学的一个重要文献，也是他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一页光辉史。

李光前先生对教育的热心捐助，是人们学习的好榜样。他所倡设的李氏基金，能够不分性别、籍贯、种族和宗教信仰而一视同仁，给予援手，高度发扬了人类的博爱精神。李先生高风亮节的风范将永远铭刻在成千上万人们的心坎中。他的肉体虽死，但是他的精神永生！

(原载1990年2月24日《南洋商报》)

为民族教育辩证
柯嘉遜

本文经《木马城》站长允许刊登，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从哈欣和佐摩，马兹娜和沙拉瓦那姆都等博士学者最近发表的言论看来，他们显然和陈志明博士有着同样的观点，认为华人的华文教育系统与国家文化互不相容，因为它有严重的隔离主义色彩云云。请给我一个机会澄清这个重要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是认真关注民族融合问题的话，就有必要在这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上达致一致的看法。在正式展开讨论之前，我们必须阐明有关华文教育发展的历史，因为这些学者己经曲解了这段史实。

在今天，华文教育是一个既成事实。考虑到十九世纪以来它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它必须展开的对主要来自当权者的压制的斗争，它的存在就更加明显、更加有意义了。举个例子，当佐摩提到“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方言教育制度继续沿着语文和种族路线，隔离学校里的儿童…‥”时，他给这段史实制造了一个错误的印象。

同样的，摩哈未和沙拉瓦那姆都写道：“殖民主义者的不管、疏忽、反对建立国家教育制度以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政策，为文化及政治两极化奠下了基础。

明显的，华文教育是殖民统治的产物，正如当前的每一个机关都曾经历一段殖民主义历史一样。但是，这些学者却发出这么一个错误的见解，大谈民族教育制度是殖民主义强国为了推行分而治之政策而泡制出来的，云云。

马兹娜和沙拉瓦那姆都因而作出以下结论：

“有了这么坏的记录，目前设立的方言教育制度要确保国家长期利益或为国家文化的进化过程作出有意义的贡献的说法，未免令人感到怀疑。”

他们的论述缺少了这么一个事实：华族的华文教育制度，是本国华族社会以不屈不挠的政治决心，用血汗和眼泪建立起来的。二十世纪初叶以来，华校展开斗争，反击殖民主义者企图强加的种种压制，如一九二０年及一九三五年的学校注册法令。这是因为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华校是马来亚反殖斗争的一个坚强堡垒，很少非华人给予这个事实合理的评价和认可。

日治时期，由于接受华文教育的华社分子掀起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华校再度受到严重摧残，无数生命受到杀害。在这段黑暗日子里，日本占领军对华校的师生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和杀戳。这些惨痛的事实，是耳熟能译的，此外，也有大量事迹写入了史籍里。

马兹娜、沙拉瓦那姆都、哈欣和佐摩对这段历史的诠译未免太过表面化和简单化了。分而治之确实是殖民统治的主要工具，只是，这群学者若不是不明真相，就是企望能掩饰一项不符合他们的理论要求的事实。然而，在时间上，也只有在某一段时期(二十年代初期)前，华校才能不受约束地自由发展。一旦华校被视为是殖民统治的一项威胁时，殖民地政权便开始立法规定“划一教育制度”。殖民统治者的意图无法实现。到了一九五一年，那份企图废除民族学校而以单一国民型学校制度取代的巴恩报告书才出炉。因此，后期的知识份子或学者所建议的“综合学校制度”其实不过是抄袭殖民统治者早已提出来的东西而已。

与巴恩教育报告书同时出现的方吴报告书(吴博士是一名联合国官员)却提出相反的意见，呼吁政府拨款支援和保存民族教育制度。方吴报告书强调华文教育制度与建立马来亚民族意识的努力并行不悖，因而促请政府大幅度增加对华文教育制度的津贴。我们都知道，随后出炉的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只采用巴恩教育报告书的建议。学生母语班也就是从这项立法中产生的。

上述这群学者反对民族学校的论点一点也不新鲜。他们的最终看法也许会不同，但是，他们的论点，却与邓普勒在一九五三年拒绝华人社会保存民族教育制度时所持的论点没有两样。

邓普勒的论点是：

• 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已准许国民学校教授华文。
• 华校似乎在灌输一种远离其他马来亚社群的分离主义精神。
• 应该在“自由选修”的基础上，增加教授半小时的母语。
• 声称“华校亡，华人语言、文化不保”的论调只显示华人对自己历史悠久的语言和文化的延续性缺乏信心。

首先，国民学校提供的“自由选修”的母语课程，对于维护和发展任何语文和文化所能作出的贡献，可说是少之又少。当前母语班的一团糟，实在是本地政治和社会现实的一个反映。它当然也印证了当时华教领导人的先见之明，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里我主要要指出的是，我们实在看不出政府在接受陈博士等人的建议时会感到有什么为难。新加坡的李光耀不是走得更远吗？可是，我们能够说他的主要动机是出于对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的爱护吗？事实上他的想法和马兹娜，以及沙拉瓦那姆都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更加现实和更能适应市场需求而已。

除了涉及教育和人权因素外，还有另一个平等主义目标的问题；这个明显不过的问题，不知怎么总被这群学者忽略了。我所指的是全世界一致公认的观点教育最好是以母语作为传授媒介。

通晓一种语文，是理解有关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仅是老生常谈的自明之理，一般政客、学者发伟论时，总忘不了重复这一个论点。奇怪的是，当华人社会要将这个原则付诸实践时，这群政客、学者却告诉我们：这个原则不适用于华人的语文和文化！同样的，殖民主义政府也一样无法理解他们那套自相矛盾的“真理”。直到一九五四年，华人社会把一份备忘录摆在殖民地政府面前，当着他们的面单刀直入地问：如果英文的教授象华文在本国的遭遇一样，只限于“自由选修”，试问你们英国政府将会有什么感受。

对于真诚关注马来语文和文化的人们，我要再度问他们：如果马来文的教授仅作为一个“自由选修”的科目，就像新加坡的母语班一样，他们心里作何感想？我将会毫不犹豫地说，“新加坡的马来民族不仅有权利争取本族的母语教育制度，新加坡政府还有义务提供这种教育制度。”(其实，我早已经这么说了，尽管陈博士等人企图误导别人，使人相信我反对国语和反对大马人讲马来语。)

同样的，当时机成熟，需要在新加坡成立一间马来文大学时，马来社会应该享有拥有一间马来文大学的权利。在我的第一篇表示关心各社群文化问题的文章里，已经提出这个赤裸裸的问题。但是陈、颜两位博士却一再硬指我反对华人讲马来语，为什么？他们这种手法或许反映他们的辩论中所具有的文化水平。

因此，在语文便利、民主权利和促进社群之间相互了解的正确基础等问题上，民族教育制度有权力存在。在民族融合及国家文化形成的问题上，它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并不排斥马来语，更不会削弱马来语作为国语及大马人通用语言的地位。华校很早就接受马来文与英文为必修科的事实。华文教育工作者，在争取独立时，是呼吁应用和发展国语的先锋之一。目前，一些独中教师正在协助语文出版局，从事普及三种语言文学的工作。

去年，华文独中参加了在语文出版局举行的两种语言诗歌朗诵比赛。同年六月六日，又参加在同一个地点举行的三种语言(巫、华、印)诗歌朗诵晚会。华文独中之间，则已把全国性的三种语言演讲比赛列为一项常年活动。所有这些活动，不仅有力地揭破华校实行隔离主义的谎言，也树立了模范，让人们看到各个制度间达致合作和亲善的无穷途径。可是，有些人从来不想朝这个方向看问题，原因不外是他们不愿意看到民族学校的存在。

陈博士之流是以“国家文化有必要对外国人显示一种独特的大马风格”作为他们的国家文化观的理论根据。他们坚决认为，按照“历史的延续性”，我们的国家文化必须以马来文化为基础。

可是，当外国人谈到他们对我国的印象时，观点却正好和这群学者的相反。外国人总是认为是多种外来社群文化的交相混合，才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大马文化特色。任何企图扭转文化自然进化的行动，不仅将削弱这个独特的“大马色彩”，甚至能将我们引向与融合背道而驰的方向去。这点也就是华社提呈备忘录时所持的理论根据。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大马人夸夸其谈地论述促进种族之间了解之道。可是，一来到基本问题，他们却转口说：“对我们来说，基于‘历史延续性’的因素，非马来人有必要改变自己以适应马来语文、教育和文化。”可是，这一切难道不正是长久以来所发生的情况吗？非马来人社会已经改变到学习和研究马来语文、文学和文化的程度。我们(华人)能够阅读以马来文书写的马来文学著作。可是，到现在为止，有哪一个人提出过这么一个建议：如果我们是真心要促进民族之间的了解，也许更多的马来人应该学习以华文、淡米尔文去了解华文及淡米尔文文学。就这种作法对种族之间的了解所能产生的冲击力来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形(就算规模非常小)，所达到的效果也将是神奇的。我们都知道，在马来社会中，奥斯曼阿旺、赛胡先阿里等知识份子是促进种族了解的模范人物。但是，如果政府在这方面愿意助以一臂之力，则效果将是事半功倍的。

然而，在上述论点能够被人捉来大肆发挥之前，让我们说清楚来，那只不过是一句离题话‥‥‥一个幻想而已。因为，在现实中，华人社会只不过是要求他们的语文、教育及文化在国家文化中占有一席平等之地位而已。

任何人谈国家文化时，如果认定国家文化的基本组成要素仅能来自一种文化，其结果必然是和促进国家融合的理想背道而驰。任何造成这么一种情况的政策，用世界舆论的定义，是在进行一种野蛮的强迫性同化政策。多姿多彩的文化形式，只不过是组成大马的各个社群的不同宗教、传统和风俗习惯的自然反映。

融合和同化两个概念经常引起混淆。融合通常是被所有的人接受和认为是合乎需要的；但是，作为实现政府政策的(强迫)同化却不是这样。因此，我们很难看清楚马兹娜和沙拉瓦那姆都的论据所在。他们的论据是“‥强调了大马各社群之间最终将同化的不可抗拒的逻辑和无可避免的必然性。”这个论据所持的其中一个理由是：“马来西亚的历史现实，从来没有，最终也不会允许多元政治的出现。”

这是彻头彻尾的空想主义论调，是典型的熔炉方案。熔炉方案在美国祖家发生的困难，正如称西杰森(Jessie Jackson)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指出的：“我们的一半人口还未融化，他们已经粘在炉底了！”这一半人口指的当然是美国的少数民族：黑人、原住民(印第安人)和墨酉哥裔美国人。近年来熔炉方案己被证明是一场美丽的梦幻。

这批学者是否曾为非马来民族在文化、宗教、教育及语文等方面的意愿想一想呢？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群号称人道主义者的学人，竟然想当然耳地认为：所有人民都必然会对影响他们经济地位和市场需求的课题感到兴趣。

当一小撮“用心良苦”的学者不遗余力反对由代表全国四百多万华人的大多数的四千多个华团支持及设立的民族教育体系时，民主两个字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况底下，非常明显，任何人都是没有权利夸夸其谈说什么他们解决民族融合问题的方案才是“真正超越种族局限的”。

（编者按：柯嘉逊博士的这篇文章原来刊登在一九八四年五月八日《星报》(The Star)，原文为英文，原题为National Culture: Melting Pot Solution Won't Work，即：国家文化：熔炉方案行不通。这是当时在《星报》上展开的一场有关国家文化的大论争中，柯博士所写的一系列论文中的一篇。

文中所提的佐摩博士(Dr.Jomo K. Sundaram)和哈欣博士(Dr.Mohd.Nasir Hashim)是社会分析学院(INSAN)的负责人；马兹娜(Maznah Mohamad)和沙拉瓦那姆都(Johan Seravanamuttu)是槟城理科大学的学者；陈志明博士则是马大中文系的讲师。他们都是柯博士在这场论争中的主要对手。 ）